这几天，我来到镰仓与伊豆，参观了镰仓大佛，游历了伊豆的几处著名景点，比如《伊豆舞女》的拍摄地修善寺，还有恋人岬等。每次来到日本，无论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这里环境整洁、干净，人们祥和、友善。说来也巧，在国内时，我因非工作原因去过的旅游景点并不多，反倒是到了日本，游览了不少地方。所以我说，我与日本很有缘分。

在镰仓大佛前，我虔诚祈祷，愿哥哥身体健康、早日康复，也希望身边所有人和事都顺遂如意 。我仔细端详大佛的面容，它那平静而慈悲的模样，令我不禁潸然泪下。在修善寺，仿佛看到了当年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主演的故事中，舞女含着泪与书生挥手道别的感人场景。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体制下，舞女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我，更坚定了我努力读书、提升认知以改变命运的决心。

在修善寺外，看到一群艺人表演极具日本特色的民族舞蹈。他们击鼓时神情专注，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让我感受到，日本民族有一种特质，那就是做任何事都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做到最好，这种精神着实令人敬佩。此外，我还望见了被湛蓝碧海环绕、山顶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富士山，它是那样的高洁、神圣，就像认真的日本人做的每一件事一样，完美。

前两天的新年寄语中，行业60多个单位的专家、高管亲笔撰写2024年难忘的事，对于我来说，这是何等和何等的荣幸～当中有很多感人、震撼的观点和细节披露，再次衷心的感谢！

前两天，我跟植村老师聊起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别提到了太极八卦图。我们说，太极八卦图中的阴和阳象征着世间万物，万事万物都是相辅相成的，此消彼长。正能量与负面能量相互融合，世界永远是好与不好、阴与阳、明与暗的交替。但我们要永远看到阳光的一面，看到事物好的一面。

平日里，我在行业或团队中总是以积极正向的形象出现，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也总是希望行业能够正向发展。但今天在这个博客里，我想谈谈一些现实的问题。

首先从行业层面来说，地缘政治的影响显而易见。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中美和世界各种类型的贸易摩擦不断，美国总统的上台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利影响。不过，我们也看到领导人正在积极调整和转变，努力让中国重新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和交流，包括贸易、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制药领域，有一大批有志之士正在不断推动着中国药监的国际化进程和行业的全球化改革。回政府部门，药监和医保无疑是关键。现在大家对药监局的改革和技术指导原则都非常理解，监管机构CDE与产业界的融合、沟通交流也非常密切。我们多次看到中国药监局的官员以公开、透明、科学、专业的态度和精神与行业进行坦诚的沟通。所有的技术指导原则也实施得非常流畅，去年CDE批准了96个新药，这是何等的勤奋和卓越。

然而，在一些具体的政策、技术落地的过程中，仍然凸显出部分行政领域和审批人员的能力水平有待提高。在政策的制定上还需要与企业更加融合，企业的研发人员也需要从监管的角度和全局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理解新药的临床开发，这样才能更加有序地按照国际标准统一推进。

制药行业的竞争依然非常激烈，虽然靶点的同质化问题已经得到有效缓解，但大家正在向技术平台化以及更细分的领域发展。与此同时，追逐基因编辑、细胞疗法等高大上新技术的企业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批核心公司。其他想要进入或正在进入这个领域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务实，他们或在地形上进行改进和改良，或探寻一些新的领域。

如今，企业越来越回归核心、回归技术、回归创新本身、回归研发。只有把自己的数据做扎实，把科学的问题搞清楚，才能在后续的临床推进或BD交易中有真正的筹码。两年前，已经听不到有Biotech公司说要成为一个Biopharma，而现在各地的产业园区中，很大比例的招商引资都是希望建立具有生产功能的CDMO。可以说，制药公司的核心生产功能已经转移到外包，加上国家药监局对分段生产政策的放开，相信我们的创新在后期的生产中也会迎来新一轮的爆发式增长。

谈到出海，中国的企业和行业也自发地走出去，以早期的产品开展滴滴交易，或者在欧美开展临床试验。我们始终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把中国的药品带到全球，带给全世界的患者。

美国依然是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出口国，其市场吸引力无可匹敌。FDA最近也接纳了几个中国的公司，在没有美国当地人群数据的情况下，就允许他们继续推进临床试验。这主要看疾病是否对美国患者有重大急需，以及企业是否与监管机构有良好的沟通。因此，并不是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美国对中国并不友好。在科学面前，所有的政治和争斗都是无谓的，我们唯一的敌人是疾病。

今年，我们看到海和药业在日本PMDA成功上市了一个抗肿瘤药，这让大家对日本这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家看到了希望。我相信随着我们与PMDA越来越多的沟通，我们会喜欢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做事习惯。

在投资领域，这几年讨论最多的是投资人的理性谨慎导致了行业的资本寒冬。他们似乎是行业下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们不能忽视他们曾经对所有技术公司的扶持作用。在早期大量资本的带动下，我们诞生了一批能够做自主原创的大小分子、ABC药物等生物技术公司。如今，他们依然还在持续、深入地将其研发和管线做扎实。

投资人就像做药人一样，也是新药创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力量。只是在经历了许多碰壁或良莠不齐的公司后，投资人变得越来越专业，从多个维度来全面评估一个项目。这也是对行业整体素质提高的一个好迹象。另外，投资人天生就是一种谨慎、悲观、理性的人，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很多人认为春天并没有到来，依然需要持续过紧日子，保持寒冬状态。这种理性有助于行业正常平稳的发展，但也不需要过分强调寒冬和危机，而耽误了中国人所说的国运势头。

我和哥哥经常一起探讨社会上那些不公与令人困惑的现象，试图理解它们背后的原因。哥哥从国外归来，他总是能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发现我们国家中与众不同之处。

前几天，我去政府大楼办事，那栋楼矗立在东山口的繁华地段，高达29层。当我走进电梯时，发现里面坐着一位保安，他神情呆滞，仿佛被这个狭小的空间吞噬了活力。我好奇地问他为何坐在电梯里，他回答说这是他的工作，负责保障电梯的安全。这引起了我更深入的兴趣，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每天需要在这个狭小的电梯里坐12个小时，和另一位同事轮流值班。然而，在这个被监控的空间里，他不能看手机，甚至不能走出电梯一步。我禁不住问他，这样的工作究竟有何意义？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份工作呢？他无奈地摇摇头，说自己年纪大了，没有一技之长，家里种田也没有出路。

这让我深感悲哀，既为这栋大楼设立了如此不人道的工作岗位，也为他甘于现状、不愿改变命运的态度。我们的国家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尤其是在面对海外贸易封锁和西方敌对势力的不友好时，中国依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内循环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凭借着勤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世界屹立不倒。

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还有许多人像那位保安一样，像快递小哥一样，为了微薄的薪水而奔波劳碌，过着卑微的生活。我想起冯博士曾多次勉励我要多读书，提升对行业和世界的认知，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何时开始，都不为晚。

正如鲁迅先生曾希望唤醒那些沉睡的、被奴役的灵魂，让他们冲破牢笼；也如孔子曾告诉子贡，那个因背负老百姓过河而感动他的官员，应该去造桥，以改变更多人的现状。这让我想起我们领域改变行业的人，毕局长、自力、苏岭博士，黄如方等等，他们改变了制药行业和患者群体的认知、面貌，让世界了解中国生物医药。我也希望，通过我与那位保安的交谈，能激发他改变现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栋政府大楼，以及所有的大楼，都能摒弃这种无意义的工作岗位，更加尊重人性。

我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够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变得更加富强、民主、开放、自由，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平等和尊严。

哥哥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后，不幸肝中毒，黄疸出现，胆红素指标攀升，这一连串的反应很可能与药物引起的免疫相关肝炎有关。据统计，约有5%至10%的患者在使用此类药物后会出现这样的风险，其症状通常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上升，并可能伴随胆红素的同步增高。

然而，广医附属医院第五医院的石兴源医生（我曾报道他和他的团队）当得知我们转至临终关怀医院时，他并未轻言放弃，而是力劝我们迅速返回紧急救治，提议采取洗肝等措施，将胆红素水平降低。他那句“冬青还有机会”，流露出坚定的信念，更是医者仁心与责任担当的体现。

为了照顾哥哥，我挑选了一个高级保温杯，它既能保温汤水，又能稳当地装载饭菜，即便在路途中也能保证食物不洒不漏。我还为他准备了毛衣和暖水袋，希望这些小小的物品能为他带去一丝慰藉。如今，哥哥的全部行囊简化至极——一个杯子、一把牙刷、几件换洗衣物，以及胸口留下的针眼痕迹和手腕上的病人标识码。他曾经是那么辉煌啊，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诗人、摄影师、画家以及哲学家，他的生命曾如此绚烂多彩。

我发誓，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只要哥哥还有一线生机，我就绝不会轻言放弃，与疾病抗争到底。

这两天，我有幸赴大阪参加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CRO分会的活动，学习了日本临床试验行业、CRO行业及监管体系等方面的知识。与国内CRO专家及日本同行进行了交流，还顺利完成了相关稿件的撰写，收获颇丰。

回想起2017年，我第一次来到大阪参加由润东制药主办的日中制药与监管交流会议，那次经历激发了我对日本的兴趣。那时的日本对中国企业而言似乎还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而今，仅数年光景，中国企业在日本的发展已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在国内各大论坛热议出海日本的话题，更有如海和药业、复宏汉霖等中国企业成功在日本上市或开展临床试验，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显著进步。

大阪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纽带。在这里，更有幸重逢了多年挚友英淑，云龙。英淑的热情款待，包括带我去她家附近的温泉放松身心；云龙则带我品尝了当地美食。此外，植村老师虽因拜祭母亲返回大阪老家，但仍抽空与我在车站短暂见面，喝咖啡，聊半小时，这份来自朋友的关怀与温暖，让我倍感幸运与感激。

尽管我每次在日本体验到了许多美好的人情世故，但不可否认，每个文化都有需要注意的方面。基于我的观察，这里有一些客观事实值得分享：

第一，日本社会普遍对金钱持较为谨慎。在涉及出钱时，如请客或让利时，日本人会显得相对保守。这与他们长期形成的节俭习惯有关。相比之下，中国人在社交场合中更大方慷慨，为朋友两肋插刀。

第二，日本人在思考和表达上往往显得深刻和严谨。这既是一种优点，也可能在争论或冲突时让对话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与日本人交流时，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以充分理解他们的观点。

第三，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这不包括认识的所有在日的优秀朋友，而是我在购物、吃饭、与一些在当地的中国人表层交往）中，确实存在一些底层移民可能表现出低素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包括看不起同胞或对国家的不尊重。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应以此来泛化整个群体。我们都有责任提醒这些不良行为。

在亲爱的哥哥住院治疗期间，我非常关注他所使用的每一款药物，从恒瑞医药的伊立替康、拜耳的瑞格非尼到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甚至连他输注的营养液都来自海思科这样熟悉的品牌。这些药品名称与生产厂家，在平日里或许只是报道的一部分，但此刻却承载着家人健康与希望，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回想起以往采访中那些企业家们谈及做药的情怀，他们口中的每一个字句都饱含对患者康复的深切期盼和不懈努力。而今，当这些药物一点一滴地融入至自己的家人里，我深刻体会到了他们当时所表达的那种强烈使命感。

我为自己身处这样一个行业而感到自豪，更为那些致力于研发和生产高质量药品的做药人致以最高的敬意。

在日本的那一个月，我深感这个国家的独特魅力：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一尘不染的环境，以及东方与西方文明的融合，构成了一幅瑰丽的图景。归国后，我处理了一些个人事务——修补牙齿，安装了烤瓷牙，补充了抗抑郁药物和胃药，这些花费总计仅仅两千元多元，包括现金和医保报销部分，深感我们就医看病的便利和药价的亲民。

一个月没见，小成成带吃了多顿美味的中餐大餐，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紧接着，我在上海参加了我们研发客的年会和ChinaTrials16大会，期间与众多业内的老朋友、专家重逢，并主持了大会。随后，我又赶往南京，参与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论坛，与糖尿病领域的权威专家们深入交流。

在上海、南京的街头巷尾，以及繁忙的机场，我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这些经历让我感慨，我们的祖国是如此伟大，强大，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富足多彩。而我，能够跨越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与顶尖级的老师们交流学习，这是何等的幸运与荣耀啊！

过去两周，我和清月在东京北赤羽的居所深入体验了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感受到了他们和谐、有序且友善的氛围。这些美好的品质深入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点滴和人际交往之中。

在最后一周，我有幸参加了日本药物信息协会（DIA）一年一度的药品临床试验与药物监管法规盛会，从中学习了日本社会高层管理与运营的深邃思想和智慧。

自2017年起，在植村老师的引荐下，我已成为日本DIA年会的常客。除了疫情期间无法亲临，我每年都会前往东京台场的东京国际会展中心（Tokyo BIG SIGHT），参与这场为期三天的行业盛宴。

日本的会议，如同其国度的其他事物一样，展现出精致、小巧、专注与专业的特点。参会人数虽不足千人，赞助商也仅十家左右，但会议内容却异常丰富且深入。除了探讨宏观的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趋势，更多聚焦于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技术、实际操作及运营等具体而微的议题。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DIA会议的国际化特色也十分鲜明，汇聚了来自美国、中国、欧洲等地的药监机构和行业专家。我特意参加了中国药监专场和日本PMDA专场。

中国药监专场在去年首次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再次亮相日本，这得益于DIA中国分会和业内同仁的共同努力。此次专场由闫小军女士、苏岭博士等带领，国家食药监局国际合作交流中心、药品审评中心、国家药监局核查检验中心的相关领导也悉数出席。
专场回顾了过去一年中国药监领域的改革与行业发展变化，苏岭博士更是详细梳理了CDE（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多项重要举措，包括最近为响应国家《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而缩短IND（新药临床研究申请）审评工作日从60天至30天的新政策。这一变革为CDE、临床研究机构及整个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安斯泰来中国研发总裁王娜女士则分享了作为外资药企，特别是日本制药企业在华开展同步临床开发的经验与感悟。她提到，CDE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接受境外早期临床数据、鼓励同步临床研究以及在重大疾病领域药物的临床豁免等，都极大地吸引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早期临床试验。

每次参与中国药监局的专场活动，我都深感自豪。我们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正逐步与国际接轨。

这场日本PMDA专场紧接着之前的活动，真的是日本DIA的一大亮点。它特别的地方在于，邀请了PMDA新药审批各个环节——从临床前到上市后研究，再到稽查核查——的负责人，大约有八位，齐聚一堂。整个讨论持续两个小时，没有PPT，没有演讲，就是纯粹的问答交流。虽然我听不懂日语，但从他们轻松愉快的交谈中，能看出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行家，氛围既专业又不失轻松，宇山佳明老师还分享了他家的狗狗“花儿”的故事，特别温馨。

这里的同事间、官员与业界间，都有着深厚的信任和默契。互动环节特别顺畅，大家围绕DMF格式、临床试验文件提交要求等细节问题积极提问和回答。官员们的回答直接、坦诚，其中一个新药审评部门的官员更是观点独到，让人印象深刻。

我本来准备了个问题，想问PMDA怎么看待越来越多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日本做临床试验并成功上市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中国数据和审评结果的看法。但看着会场里大多是日本听众，我自己又因为不懂日语有点紧张，特别是看到那些穿西装的官员和参会者，感觉有点像电影里的日本黑帮场景，心里更没底了。

不过，我还是鼓励自己，作为记者，提问是我的职责。于是，我坚持到了最后，鼓起勇气举手发言。但站起来走向话筒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太中国视角了？他们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吗？我应该换个角度，提个他们也可能感兴趣的问题。

于是，我灵机一动，改了问题：“抱歉，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日语还在学习中，不过今天的AI翻译真的很棒。既然AI在药物研发到临床试验的全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FDA也在积极拥抱AI技术，包括去年5月出台与AI在临床试验运用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以及就在近期，FDA成立了AI审评顾问小组。提倡将AI技术融入到药物审评当中，以提高审评效率和质量。我想知道PMDA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或布局？你们怎么看AI给工业和审评界带来的变化、机会和挑战？”

没想到，这个问题一下子引起了台上所有官员的兴趣，他们纷纷回答。会议结束后，PMDA国际部部长还特意下来跟我握手，说我的问题提得好，他们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也跟他介绍了中国在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和AI应用方面的新进展。这时候，我才趁机给PMDA其他新药审评部门的官员递名片，私下问了问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进入日本市场需要注意什么。他们了解了我的背景后，都很乐意分享信息。

这次经历让我学到，无论在哪里，都要入乡随俗，从别人的角度出发提问，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回应。

美好的DIA年会随着PMDA专场的结束落下帷幕。离别之际，东京的天空飘起了细雨，为我的日本之旅平添了几分不舍与留恋。
在回国前一天，我前往了东京市中心的上野公园，这里不仅是东京的都市绿洲，也是文化与历史的交汇点。上野公园占地面积约53万平方米。公园内，博物馆、美术馆星罗棋布，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上野动物园、东京都美术馆等，都是探索日本历史、艺术与自然的不二之选。而那壮观的喷水池，在夜晚灯光的映衬下，更添了几分灵动。

这座宏大的公园，不仅展现了日本对于空间利用的精明与节制，更体现了日本民族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他们不会盲目扩张，而是将资源集中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正如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财哲学——把钱花在刀刃上，专注于那些真正值得投入的事物。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公园的建设上，更渗透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11月1日在羽田机场的候机厅，我心中说：“再见，东京！我很快会回来的。”

最后，我希望能在各位老师、好友的帮助和指导下，继续我的日本研究之旅，为促进中日两国生物医药交流与合作贡献力量。让我们期待，未来中日之间的友谊之花绽放。

回到广州之后，我有幸协助日本商会中国医药品部会（JPCG），组织了来自十几家日本公司的23名代表访问广州大湾区。这次访问包括了对广东省药监局的参观，以及对多家具备港澳药械协通资格的医院、广州开发区生物岛和百济神州生物岛创新中心的实地考察。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了相关单位的热烈欢迎和周到接待。

我要特别感谢研发客的同事，以及业内各位老师的鼓励与支持。

在第二天的众多报告中，我很感兴趣的是由PMDA副理事长佐藤淳子主持的那一场。她聚焦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监管机构关于儿童用药开发的最新指导方针。佐藤淳子副理事长非常关心罕见病和儿童患者的用药问题，总是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倡导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这点与我国CDE的副主任杨志敏有着共同的追求。

会上，各国监管机构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国每年批准儿童用药的情况。大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比如药品的多样性不足、安全性考量，以及针对儿童的临床试验开展得不够充分。因此，讨论的重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利用成人数据来推测儿童用药的效果，尽量减少直接对儿童进行试验可能带来的风险，确保他们能用上已经被证明是安全且有效的药物。同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各国在监管方面的成果应该在这个领域得到相互认可和接受。我之后将我们编写的《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小宝典》送给了她，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Dear Professor Junko,

This book introduces clinical trials concepts and procedures for Chinese rare disease patients, helping them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participation.

I know you ar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patient-centric approaches and supporting rare disease patients. I hope this book inspires you and encourages your ongoing contributions to this community.

With Love,

Donglei

中午时分，我有幸与泰格医药的闻增玉老师碰面，随后我们和高野老师一同前往附近的一家中餐馆享用了午餐，期望未来能够促进更多中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异乡能遇到熟悉的人总是让人感到格外开心。

饭后，我们简单地吃了几口便急忙赶往会场，早早地占据了前排的座位，满心期待地等待苏岭博士主持的中国临床研究医院专场开始。

他们分别是来自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教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沈一峰教授，以及上海复旦中山医院的黄丽红教授。

张文宏教授，这位抗疫英雄、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医生，展现出了非凡的大家风范。他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专业素养，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了首次带领中国研究者出席DIA年会的重要意义和目的。他介绍了中国研究者在临床试验领域所取得的实践成果与成就，剖析了未来在后疫情时代，感染病、结核病及肝病等多个领域的新药与疫苗研发趋势。同时，他还分享了国家传染病中心在研究型医院建设方面的思考，并表达了未来与日本医院加强合作的期望。

沈一峰教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地讲述了上海第600号医院名字的由来，并介绍了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治疗方面的新进展。特别是在上海疫情期间，病人数量激增，他坦言这一领域的病人仍面临一定程度的歧视。谈及临床试验，他表示作为领先医院，每年开展数百项试验，但精神疾病药物的试验难度较大，临床终点选择困难，且安慰剂效应显著。他期望未来能与产业界，尤其是日本的企业和医院，加强合作。目前，每年有14家日本企业在该院开展临床试验。

黄丽红教授是我早前通过陈峰教授结识的，她给我留下了专业、美丽、英语发音流畅的印象，总是面带微笑，自信而优雅。她详细阐述了中国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的现状，并表示IIT已成为中国医院积极发展的方向，包括她所在的医院。然而，她指出IIT和注册性试验在法规上的衔接、数据的相互适用，以及如何确保IIT的质量能像GCP一样经得起核查和检查，都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来自日本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的中村健一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癌症药物研究者。他提到，近年来，来自中国的项目逐渐增多。他介绍了日本IIT的法规体系，该体系与GCP有所区别，并强调了研究者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他还指出，由于研究者具有专业知识和独立见解，因此加强中日双方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苏岭博士的主持风格流畅自然，他逐一点评了各位嘉宾的亮点，并进行了提升和补充。尽管他在会后表示“对我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但他的表现却赢得了在场观众的赞誉。

另外，要点赞DIA日本总经理，他为了这个中国研究者的讨论，亲自在大热天来到上海，跑到华山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还有上海复旦中山医院反复讨论，非常郑重的确认了这个活动和内容。

为中国研究者点赞，为DIA点赞！

这场讨论非常精彩，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我和高野老师都积极举手发言。会后，大家纷纷与中国讲者进行交流。

散场时，我偶遇了PMDA的宇山加明老师。我们相识多年，简单而友好地拥抱后，我向他提出了专访的请求，就像之前采访淳子老师那样。他欣然同意，并询问“是现在就进行么？”

我稍作犹豫，告诉他不是这次会议期间。随后，我通过邮件向他表达了歉意，并解释由于他在PMDA地位显赫，拥有丰富的科学监管经验，我希望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恳请他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全力以赴，制定完善的采访提纲，并努力提升我的语言能力。

这场讨论出人意料的吸引人注意，我和高野老师还积极举手发言，很多听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跟中国讲者交流。

在离开会场的时候，我见到了PMDA的宇山加明老师，我们认识多年，匆匆友好而又有礼的拥抱了一下以后，我向他提出了希望专访他的请求，就像当时我采访淳子老师一样。他非常高兴，问是现在么？

我犹豫了一下，不是这次会议期间。之后，我跟他发邮件，非常抱歉的告诉他，因为他在PMDA的位高权重，有着丰富的科学监管经验，我希望能充分做好准备，请他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会用十倍的努力，完成采访提纲的制定和练就我的语言能力。

第二天的日本DIA年会在振奋人心的氛围下结束了，晚上我在会场旁边的麦当劳用餐，日本的麦当劳也非常好吃，尤其是面包，较为松软，服务员还给我很大一份的薯条，非常开心。

虽然这些只是只言片语，详细报道请见研发客和临床研究公益基金的报道，但是这些点滴的记忆是那么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