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我冒着大雨搭乘火车、地铁和出租车，前往青山环绕的清水湾香港科技大学逸夫演艺中心，参加香港科技大学（HKUST）举办的2024年独角兽日活动（UNICORN DAY 2024）。

当我来到这片区域，普通话、粤语、英文交织在一起，十分和谐。同时，浓厚的创新创造学术气息扑面而来。周围的年轻面孔洋溢着活力与热情，他们正在向众人展示各自精心研发的科研项目。现场展出的100个原创科技及创业项目，涵盖了电子、AI、智能设备、新材料、新能源及可持续发展、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多个领域，及中港两地合作的孵化器项目。我不禁对香港的原创实力刮目相看，这里不仅拥有发展科技的传统，更有着培育创新的环境。这次活动展示了香港科技大学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实力，聚焦香港近期推出的“产学研1+计划”，该计划投入100亿，促进高校与工业界的融合。

活动中，香港科技大学研发部副主席郑光廷教授强调了高校在研发、创新、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为什么工业界要跟高校合作？我们有什么价值？人才才是吸引工业界合作的关键。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莉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仅年轻有为，而且才华横溢，这是我第二次聆听她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她详细阐述了香港为支持创新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并巧妙地将政府角色比喻为创业者的敲门砖，旨在协助高校教授和企业家克服创业过程中的各种挑战。

张曼莉副局长强调，政府致力于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环境，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香港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同时，来自不同领域的讲者介绍了建立信任是国际合作和建立合作关系的关键。在小组讨论中，极目生物代表胡海迪博士分享了他的见解。极目生物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眼科疗法生物技术公司。胡博士指出，2015年中国内地药政改革对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强调，公司创业要同时考虑病人需求和监管机构的指导。鉴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虽然胡海迪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他选择落户张江。

谈及香港优势，胡博士提到其政策优势、国际金融地位、灵活性，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些均为吸引海外公司入驻和推动香港国际化提供了巨大帮助。

此外，在出海拓展的过程中，胡海迪博士认为，公司的定位和发展策略至关重要。如果小公司将自己定位为将来可能被并购或寻求合作，那么它们无需过度扩张，公司规模不必过大，涉及的出海国家也不必过多。然而，如果公司希望发展成为一家生物制药公司（Biopharm），则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和战略规划，更广泛地拓展海外业务。

现场展出了100个深科技及创业项目，吸引了众多业界领袖、投资者及高管。 我跟几家港大创业团队的负责人聊了一下。Girls&Gene Biotech Limited公司的创始人是一位在校博士生，她发明了一种创新的居家穿戴式智能胶带，旨在辅助慢性传染病的诊断。这种智能胶带是一种简易的、皮肤可粘附的可穿戴式核酸传感器，设计用于半定量病毒载量检测。通过整合核酸扩增技术（NAAT）、CRISPR-Cas技术以及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该传感器展现了极高的诊断准确性。

该设备的样本采集和操作流程简便，与快速抗原检测（RAT）相似，无需复杂的实验室设备，实现了分散的、无需专业环境的家庭检测。此外，该技术消除了由扩增子产生的潜在污染，无需严格的环境控制，为用户提供了便利性和安全性。在疫情期间，Girls&Gene Biotech Limited的这款居家智能胶带在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进行了临床测试，并获得了98%灵敏度。

除了新冠病毒的检测，Girls&Gene Biotech Limited还致力于开发与女性健康相关的基因检测产品，如HPV阳性宫颈癌的检测。这些检测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拓宽公司的服务范围，并为女性健康提供更为全面和精准的检测手段。

该创始人告诉我，目前该公司为香港科技园加上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指导资助：利用专利技术，从建立业务到寻找投资。希望政府和高校在帮助高校老师创业时给予更多公司运营层面的指导，让科学家更能专注在科学研究。同时，他们并不是为了赚钱而创立公司，而是能真正能改变人类健康问题。

此外，还有一家通过上调 CPEB4 蛋白，开发针对利氏综合征和其他线粒体相关疾病的新型疗法Centenix。这家公司目前还处在动物研究前的阶段，但依然渴望转化，能有好的合作伙伴助力其完成整个研发和商业化过程。香港科技大学林康宁和他的同伴说，如果不创业，所有的追求都在攀登学术高峰。但创业后，他们更希望能进行转化。

此外，在今天下午的生物医药路演环节，一共有将近20家公司用英文进行了路演，涉及肿瘤、阿尔兹海默症、遗传性疾病、眼科疾病等等，所用的技术大多数是细胞基因治疗，mRNA等。

焕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刘知明为我科普了细胞疗法的前沿理念，专注于为业界提供活化免疫细胞的专业服务。他们的核心业务是通过创新的生物技术手段，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增强这些细胞杀灭癌症的能力。焕境生物科技未来的客户群体广泛，涵盖所有开展细胞疗法的公司。通过其专业技术，助力各类医疗机构和生物科技公司增强细胞活性，进而提升细胞疗法的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

这些活动不仅推动了科技创和产业发展，也为全球创业者与投资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通过参与这次全英语活动，我再次深刻感受到了香港作为国际化、高科技城市的魅力。然而，香港生物医药还处于稚嫩的环境，后续转化和产业链不足。对于我个人来说，能有一颗在高校不断学习的心是多么美好。

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在广州举办的第三届前途汇药品持有人交易博览会。去的时候已相当晚了，但主办方前途汇的老总王华总非常的热情带我在整个会场走了一圈。

当来到他们的展厅，我被现场热闹的氛围所震撼了，只见展厅满满布置了两排展商，人头攒动。在新冠疫情下这已经算是很难得了。

主办方王总之前做过药品注册和CRO外包工作，后来开设了这个平台专门帮企业快速寻找可以转让持有人的优质生产批件、CRO在研新药、505B2等高难度技术、热门适应症通道的稀缺产品，具有创新性和临床价值的海外新药和医疗器械产品等资源。对接技术、品种转让和投融资以及人才招聘。

我万万没有想到原来有这么多的服务商需要对接项目。这说明在新的政策特别是MAH制度下释放了许多具有研发热情和实力的中小型公司，他们有的是提供一站式服务，从临床前靶点的筛选到动物实验，再到临床试验。有的专门做临床试验样品小试、中试、放大以及到产品的商业化生产服务——“一站式的CRO服务商，同时也是MAH整体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而广州的创新药比起上海和江浙一代发展较慢，即便有创新药，这里的CMO和CDMO也供应不足。因此，来自浙江地区的CMO和CDMO公司来到这里当然有大发展。

列举几家我印象深刻的，我来到药明康德的展位，他们商务部的负责人跟我介绍了许多知识，包括怎么去查国际热门靶点的临床研究数据，发现疗效，再通过改结构，避开专利，筛选化合物交付给客户，讲的出神入化，听的我也十分着迷。

而阳光诺和是一家新秀，他们从药物发现到化学药物多肽药物研发，再到临床资源的整合以及生物样本检测团队的构建，都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成功打造了全过程的CRO服务。

除了像药明康德、阳光诺和那样大型一站式的平台，当中有几家公司还蛮有特色和专业的公司。一是专门做泡沫制剂改良型的技术服务公司。他们针对皮肤科用药研发了气雾剂及泡沫剂液体制剂、同时还有药物合成、口服固体制剂等多个创新技术平台。例如，据负责商务的人介绍，临床上，一些头部皮肤用药可以将其从膏状改良成泡沫制剂，可以令患者的依从性提高。在越来越追求生物质量和生命质量的当下，药物越做越细，患者的用药体验越来越好，自然也会广受欢迎。

有一家是做同位素标记的联合实验室，他们原来是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同位素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成立的公司，现在是国内唯一可同时开展同位素标记合成药物的放射性的甲级实验室，能够提供完整的同位素标记化合物合成以及药代动力学和药理学研究的一站式服务。

一家意大利的企业代表告诉我，他们的创始人原来是EMA的官员，后来创立提供欧盟、美国FDA法规政策咨询的CRO公司，现在很多公司都愿意去美国和欧洲市场，毕竟现在国内市场在医保控费政策下越来越难了

还有一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家来自成都的海通药业。据他们的同事介绍，公司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家老的药厂——成都制药三厂。这么多年靠仿制药起步发展，到了2018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在创新转型，也因为4+7带量采购使得他们壮士断腕，“再继续生产和销售也是倒挂亏本的，只是决定转型更擅长的生产，于是改造成一家CDMO生产服务商。

虽然有些感慨，但这也是一种适应时代潮流的转型，而且不同品种的生产，能够提升自我同时也能够成就客户。虽然在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痛苦，他们也遇到一些跨省的委托然后对质量的一些怀疑，但最终尽心尽力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还有一家是专门做制药企业的环保，为医药化工行业的环保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他们成功的案例包括广西桂林，华信药业福州福斯特药业乳源东阳光药业，业务范围包括原料药物污水，化学合成类药物，真的非常有意思。

一家成都的健科数据公司，真的像哆啦A梦一样，要什么能查到什么，我和沪亚的向南一会说：“帮我查查PD-1靶点有多少公司，”一会说：“查查KRAS”，一会说：“查查CD47”，一会说：FLT3，一会说SHP2，在研的各个阶段的，仿制药的，审批的，试验数据的，结果都是应有尽有。还有上个世界80年代发明的老药都能查到。创始人也是深耕行业多年，但一直很低调，他们干的都是枯燥无味的苦力活，最近跟做数据的同事聊的比较多，心里特别佩服他们。

不过最好玩的还是主办方王总，他说他们的会就是地摊经济，每次都可以促成8亿元的品种转让，技术合作等，虽然闹哄哄的，讲者也不那么的高大上，但是有用，接地气，还能碰到很多好朋友。

而我则再次感受到生物医药行业的蓬勃发展，这样的业态也促使了很多很有特色的中小型服务公司他们的诞生，CRO行业一方面继续细分，另一方面也加大聚拢。不过，唯一不变的是多快好省的微客户提供价值，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不下点功夫去钻研新技术是不行的，你必须比客户更专业，比他们更领先，否则怎么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呢？

我们真的太幸运太幸运了，能在这个时代，跟一些伟大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一同在这个行业里见证那么多新发明、新发现、新变革的激动时刻。

（以上文字没有经过相关企业确认，还需进一步打磨和优化）

不久前，申请了一个个人的微信公共平台账号，叫冬蕾笔记。

这是圈中好友，资深媒体人赖强建议的。“这种媒体太重要了。”

记得当年的微博也是他让申请的。“你要关注微博这种新媒体啊。”

转眼之间，就连微信都不新了。

于是我想了很久很久，拍了一张我平日做笔录的照片作为微信号的头像。

我确实有一本笔记本，那是用笔手写的笔记簿。里面有一些提纲的思路，生活的感悟，种种片段。您看到的微信头像那张像，是5月13日从上海回广州的飞机上写的一些东西 。

上面摘录了一段从飞机杂志上看到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人的尊严依赖于自己的行为去建立，一个认真的人，一定有自己的气场。

记得当时在飞机上已经很困，但看到这段话，还是记下来，心想或许将来可以用在对清华大学施一公老师的专访上，想象在一个结尾或哪个段落，用上。

5月11-14日，第六届DIA中国年会在上海召开。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在这个网站上拍一些照片，写写大会综述，试图把这个国内最顶尖的研发临床会议的最新资讯带给大家。

以下是上几届的文章。

第一届

http://www.maodl.com/?p=157

第二届

http://www.maodl.com/?p=866

第三届

http://www.maodl.com/?p=1558

第四届

http://www.maodl.com/?p=2119

第五届

http://www.maodl.com/?p=2576

尽管过了一个月，我并没有忘记分享一些体会。本次年会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第一次聆听一公老师的报告，他分享了我国科技界的现状，制药研发和临床研究面临的问题，他讲的出哈药、石药、恒瑞，CRO,各家大药厂的名字，研发费用的投入，销售产出的数据，提出了大学和工业界、政府合作的模式。

“为什么建大学呢？建大学不是为了制药，大学不是为了给公司提供服务，大学也不是为了就业，建大学是为了教育青年人，是为了培养人才，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在中国也不能例外，大学唯一的目标是培养人才，义无反顾地培养人才。”

这是一公老师报告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年会后，6月2日《新闻联播》做了一期节目：千人计划专家施一公，带着梦想回国。6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施一公：用一流的成果来爱国》。6月11日，清华大学网站发表施一公公开讲话，施一公分享堪称近代中国科教兴国之先驱容闳的故事。

这次大会，去了不少中外媒体。我们报社在第一时间报道大会重要内容，共刊发了7篇文章。感谢我的同事们付出的努力。

然而，我越来越感到在报道策略上需要创新。好的故事不在一个千人大会里，不在报告者的演讲稿里。

您知道施一公老师在开会前两个小时与华领医药总经理陈力博士吃饭时谈了什么吗？

您知道科文顿律师事务所的冯毅在开幕式前谈什么样的合作以至于飞奔去会场还差点迟到吗？

您知道DIA全球前任主席苏岭博士为什么没能参加却仍然心系大会在微信上第一时间转播盛况吗？

郑青山教授为本届年会招募了46位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作为志愿者。一位志愿者在后来给大会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通过几天的志愿活动，更加坚定了我未来求职中走学术科研领域路子的决心。

您知道DIA中国区办公室的执行总监蔡伊志博士含着眼泪跟每个中国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致谢吗？

您知道明年的大会主席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李自力博士对于第七届中国年会的“五个第一”的规划吗？

这些，都只是坐在VIP观众席中某几个人的故事。我则坐在第二行，我的身后，还有多少参会的人，他们抱着什么样的目的而来，又带着什么样的收获而去？他们的公司，他们所在的单位，如何生存，遇到什么挑战，他们内心的话语，才是真实的研发生态链的写实。

另外还有一个小细节要告诉大家。

我当日赶回报社做DIA大会文字头版编辑，为了抢微信的实效，首先把文字不是像以往发给排版室，而是直接给微信部的同事，大大改变了以往的发稿流程。

借用《纸牌屋》的台词：报社的网络化仍不够好，但我们通过种种手段试图赶上这种趋势。

让我继续梳理和回顾最近做的一些栏目和文章。

《忆张江》的第二期，在微博上发布以后，被人称赞为“经典”系列。记得4月初收到建新的稿子，他的开头就特别吸引我，一下子把人带到了另一个画面。

标题原来是“张江之夜”。我因为太喜欢那描写实验室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比喻中国研制的新药必将有一天在国际绽放光彩）的句子，将标题改成，“那一晚，耀眼的光芒”。同事读后说不通，主语要前置，变成“光芒特别耀眼”，送审后，总编将“那一晚”改成“那晚”。

看来每个人的语感和节奏是不同的。

建新的老友礼来的Tony在邮件里表示撰写这一栏目的压力非常之大，要细细琢磨，我用下一个撰稿人介绍这期的作者，就好像两个主持人接龙发问，这也是编辑手法上的一种创新吧。

建新后来说再读一遍觉得比较＂随笔＂，结构上松散了一些。我觉得还好，建新为了这篇文章，查找了很多资料，走访很多当时参加“张江之夜”的人，包括一些当地华人媒体早年的老报纸，再现当年的场景，把湾区大幕拉到读者眼前。

巧的是，建新是我们报社社长陶剑虹的大学同学，陶所说起他，称建新在大学时候就非常出色的一个人，“但是那个年代，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啊！”陶所读完这篇文章很有感触。

关于“张江之夜”，与张江有很深渊源的金克文博士后来告诉了我更多细节：

在旧金山年会后，时任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付总于宁尼、William Keller和克文在第二年又组织在费城与芝加哥的张江美国路演，拜访了众多美国大药厂研发高层与留学生社团，帮张江招募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用克文的话来说，“我们把北京彻底打败”。

2005年，上海市政府为克文颁发了“白玉兰奖”。

对于此殊荣，克文在邮件里只是“呵呵”结尾，感觉他骄傲又谦虚。

我则很高兴，一个小栏目，引发这么多人的讨论和回忆。

《那晚，光芒特别耀眼》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5/content_208524.htm

大数据文章也是上个月的一篇实地采访文章，这个数据园区我在一年前去过。这次又去，为了这个话题，请教了不少专家，让樱子列了满满大堆提纲（问题见下），只能抛砖引玉，引出临床试验大数据这个概念。

这篇文章的开头是我和同事的经历，我们从广州飞上海，再从虹桥坐火车到嘉兴。

现在坐在办公室里，回想起来，上海虹桥火车站很是气派，我们看到远远驶进站台的火车，兴奋不已。尽管大喇叭里不断说：“火车进站时，请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请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我们还是拉着箱子小跑了一阵。一边跑，一边跟着大喇叭喊：“请广州来的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请广州来的旅客不要跟着火车跑。”

出差的乐趣就在于，在采访忙碌之余，旅途过程中有很多美好的小细节值得回味。

后来就把自己坐火车的经历用到了文章开头GSK郑博的头上了。

《争夺临床试验大数据蓝海》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7/content_208588.htm

我在占地18亩的嘉兴数据园区留影。

第三个小栏目是和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合办的CDE评述。第一篇是约请药理毒理部部长王庆利写的文章《创新药审评的逻辑结构要点》。

这个栏目已经在中心内部得到传播，我一次见到生物统计部的黄钦部长，正打算跟他详细介绍，他说，我知道，就是那个“部长论坛”。部长论坛！这个好名字我怎么没有想到？

栏目也得到了中心主任许嘉齐的大力支持。“相信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会把药审工作开展的更好。”这是他在上任不久后道出的心声。许主任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一尺不如干一寸，这句话也常常让我思考自己的工作本质。同时他还勉励我们，要多给业界奉献更高品质的精神食粮。

《创新药审评的逻辑结构要点》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5/07/content_208588.htm

《大数据问题提纲》

问题主要围绕数据管理或大数据在建立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技术、人力资源、资金、战略以及法律上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要进行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或建立临床试验大数据，优点和缺点，及外部环境的机会和挑战。

1.您如何定义临床试验大数据？什么临床试验大数据？结合新药开发产业链条，临床试验大数据需要关联的数据包括哪些部分？大数据对原始数据有哪些要求？

2.临床试验大数据和传统的数据整理收集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知道受试者的数据是因人而异的，数据的呈现方式乍一看可能杂乱无章，数据管理怎么让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的？（以上问题请被采访者打个比方简述）新的方式具有哪些以前没有的优势？

3. 大数据会优化临床试验过程吗？临床试验的管理程序上需要作出哪些调整才能适应大数据的要求？会不会和现有的临床试验标准产生冲突？

4.您认为大数据会节约临床试验成本和加快新药研发速度吗？为什么？在大数据环境下进行的临床试验是否会指导新药上市后在临床上的使用更有针对性？为什么？

5.出现意外情况时，大数据会不会把意外事件的影响放大，大数据会使我们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更加灵活还是更加困难？它是怎么帮助做好临床试验风险管控的？

6.数据的共享上是依赖社会群体的自觉行为，还是需要相关部门进行相应的立法？

7.在人才上企业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是等待学校的培养，还是由企业进行人才的培养塑造？

8. 临床试验大数据的建设需要CRO和制药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吗？在实施大数据战略是在公司部门结构和管理上要有那些相应调整？

9.中国2013年出台《规范药物临床数据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规范着手规范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目前我国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处于一个什么水平阶段？目前大环境中不同的医药部门比如临床试验的相关单位，包括医院、制药企业和CRO公司，他们的临床试验数据管理普遍发展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10.近期，临床试验有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那么对比于周边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在临床试验数据外包这方面存在怎样的优势和劣势？未来还需要怎么做才能更有吸引力？

在去DIA年会之前，我在想，这次写些什么？

翻看了此前在这个博客上连续5届的内容，觉得真不容易，无论是办会还是参会，都共同经历与见证。

在这次大会上，我认认真真听了一天讲课，与一两个老友会面并交流，认识了两三个新朋友。

一些平日很仰慕的专家，如能在听完课后打个招呼就很高兴。

我在会场上逢人就问，您参加了几届年会，请他们谈谈感悟。

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从DIA年会的第一届举办以来，每届都到会。

在他们的谈话中，“坚持”和“累”是共同的关键词。

中国医药工业科研开发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DIA的会办的越来越实了，中国药物创新五年来，政策法规动起来了，资本还差一些。”

CRO行业代表，西斯比亚的任科。“DIA就是研发界的奥林匹克，一定要参展，露脸。药物研发核心在医院终端，就跟药品市场一样，所以我去做SMO了，谁抢占临床终端，谁才有做临床试验的话语权。”

《医药经济报》驻京记者李瑶，连续5届跑会。“第一届只给他们写了一条豆腐块，现在都是几个版的联动大专题。”说起来，我们报纸原来并没有设置研发版面，09年以后至今，每周共开设2个研发版，一个临床研究版。

北医三院的李海燕大夫。临床研究者的代表。长期从事临床研究、GCP培训等工作，本次大会上获得DIA颁发的特别贡献奖。“我看到了希望和曙光，特别是在医院这一层面，一定会坚持。”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的许俊才，就是想感动全中国的狗娃。“可惜到现在为止，5年来，DIA还没有把国内企业感动。”

以下是往届博客内容：

http://www.maodl.com/?p=157

http://www.maodl.com/?p=146

http://www.maodl.com/?p=866

http://www.maodl.com/?p=1558

http://www.maodl.com/?p=1661

http://www.maodl.com/?p=2119

把这条旧闻也放上来，不得不承认，赛诺菲的媒体活动非常多，而且都办的不错。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2-10/15/content_177961.htm

这次在CDE的论坛上，一位来自《医药经理人》杂志的年轻的记者马茗舒当众提了一个问题：

“让我把问题问的更尖锐一些，CDE的老师们，你们知道企业到底需要哪些指南么？”

这个问题问的让我觉得很有共鸣。

本届论坛大幅压缩了讲者报告的时间，将大多时间留作台上台下互动。图为德盛律师事务所战略顾问、DIA全球主席苏岭博士发问。

两个月前，我和同事小黄在“研发大讲堂”做了一期指南解读。

当时我们做的时候也很没谱，因为，自从CDE2009颁布技术指南以来，翻译转化了许多欧美成熟国家的指南，从选题的角度来看，不具备研发实际经验的采编人员，分不清这些指南的重要性，也无从得知这些指南的适用性以及对业界的指导性。

在各种场合，首次人体试验都被提及，因此，《健康成年志愿者首次临床试验药物最大推荐起始剂量的估算指导原则》今年7月颁布后，我觉得这个指南也许值得解读一下。

当我们找到的鹤群博士看到小黄研读《指南》后制作的采访提纲，他第一个反应是：How did you do that?

我打趣道，对于这份提纲，除了CDE三个英文字母我知道什么意思，其他一句也没看懂。

上海论坛后，程龙部长给本次7位参会的媒体记者写了一封感谢信，

信中提及：药品审评需要公开透明，我们不断地努力着。如果我们不率先对媒体开放，我们所说的开放是难以被证明的。

希望有越来越多年轻的记者像小马和小黄那样，挑战CDE的老师们，也希望有更多CDE的审评员、业内的专家能走进“研发大讲堂”这个栏目。

《验证大脑中的理论假想》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2-11/19/content_180332.htm

采访提纲：

1. 2009年初CDE启动了系统地翻译和转化国外技术指导原则的工作，您认为此次《健康成年志愿者首次临床试验药物最大推荐起始剂量的估算指导原则》出台的意义有哪些？对比欧盟、美国指南其中国的适用性、差异性有哪些？

2.在确定NOAEL时，不同该药物有不同的毒性反应，那么对于候选药，如何判断某种毒性反应具有生物学意义？

3.有些情况下，因受到一些非临床数据的影响，我们不能直接使用NOAEL来计算HED，如有的药物在动物模型身上出现饱和现象时，可暂不出现毒性反应，因此需要使用最低饱和量代替NOAEL，请问除此以外，实际操作中还有哪些类似的情形？

4.指南中提到，对于抗肿瘤药物，有研究显示以体表面积（mg/m2）计算剂量时，导致10%啮齿类动物死亡的剂量（LD10）和非啮齿类动物的MTD均与人体的MTD有很好的相关性。这是否代表所有的抗肿瘤药物均应使用体表面积归一法估算HED？

5.将NOAEL换算成HED时，指南中提到根据体表面积（mg/m2）和根据体重成比例（mg/kg）两种主要的换算方法，研究者在选择时，总体上应把握怎样的基本原则？

6.借助哪些手段能充分证明所选择的为最适合的动物模型？

7.根据以往的经验，您认为在需要增大安全系数的众多情况中，哪些容易为研究者所忽视？

8.什么情况下应考虑计算PAD及其药理学HED？

9.在估算MRSD的整个过程中，体内外数据的收集整理显得异常关键，您认为当中哪些细节值得引起研究者特别留心？

10.您认为，创新药首次人体试验在国内还有哪些方面的环境需要改善？

上一次到上海，在虹桥机场买了一本封面是白岩松的《人物》杂志。里面问：如果有机会，会做一档音乐类节目。对这个节目，你大概怎么设想？

白岩松说：回到最本质的东西。比如，我要介绍的是崔健，那我的重点不是介绍他的歌，而是不同的人曾经在不同的状态下听到他的歌后，拥有不同的感动和触动，在他的成长中留下的痕迹，我觉得这才是音乐的本质。

记得当时看完这段话，我就跟自己说，我也要写一篇这样的文章，面对同一件事，同一个主体，不同的感动和触动，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不想到这一想法这么快就实现了。这次到上海，面对的是一个庞大浩淼的调查问卷，于是，我找来不同的人，记录他们的触动。

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感谢报社研究室主任小董在大会前与我就这份问卷进行详细讨论，给予我清晰的思路。

跨国药企的今天就是民族企业的明天

发自上海

石勇是四川一家民营制药企业的研究员，他每天的工作是从FDA、EMA、日本厚生省批准的新药以及各种数据库披露的在研药物中，搜索出他认为能被公司老总看得上的品种，进行国内市场分析，撰写各种研发立项报告呈交高层。

“我们公司的立项准则为重磅炸弹的追随者，以市场为导向，寻找效益好的品种，不太强调产品线完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领导给我的任务就是翻译文献和不停地写报告，但是，被他们看中的少之又少。”石勇说。

来自一线信息员略带抱怨色彩的描述似乎成了当下国内众多中小企业研发立项机制模式的缩影。

企业定位：市场追随还是临床探索 

大会现场，很清新的天花板，下雨，就看着雨水顺着透明的天花板流下来。我已经连续三届参会。

11月22-23日，在国家药品审评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药物创新论坛——发展的机遇与模式”上，发布了一份全面反映国内生物医药研发现状的调研报告。

在药品审评中心两个月内收集到的880份问卷中，参与调研的主体来自跨国企业、民营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国有企业、CRO的研发人员。问卷就研发资金来源、研发团队结构分析、决策模式、立项机制、退出机制、研发治疗领域的竞争等问题设置选项。

“我们要跳出技术审评的语境，摸清国内新药研发主体的生存态势，作为审评机构下一步战略制定的重要参考。”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张培培在大会致辞上表示。

因此，在决策机制差异一栏，“您的公司研发决策是由谁负责”，石勇毫不犹豫地在“领导决策”上打勾。而据大会发布的结果，跨国企业与民营企业两大群体中，由首席科学家主要负责决策的跨国企业占13.6%，民营企业为8.9%，而由公司总裁负责的两类企业的数据分别为25%和36.7%。

“事实上，首席科学家的职位设置在民营企业中少之又少，这是基于生命科学一票的决策机制。”先声药业首席科学官王鹏说。在海外工作20多年后，他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加入了先声药业。王鹏参与了此次的问卷设计。

冯部此前就跟我说，这是一次药审中心“乱谈”的头脑风暴。我说你们“乱谈”，我也“乱写”。越是调侃，越是用心。几个新加盟的审评员，风趣幽默（黑色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CDE轻松开放的氛围。

杭州曼哈顿资本管理咨询公司总裁王进面对这份问卷，他的结论是新药研发依然是以资本说话。调查问卷显示，从研发投入看，跨国药企有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的现金在手，有强大的现金流作支撑，研发投入是可以按销售额10-15%的比例投入。对于国内民营医药企业来说，做原创一类新药，风险巨大，投资回报也极为不确定。“如何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用于风险相对小的研发项目对本土企业而言极具挑战性。”王进说。

里程碑设置：跨学科论证

阿斯利康亚洲及新兴市场研发总裁杨青在本届药物创新论坛召开的前一天，有点纠结是否需要改变行程。最终，他决定按照原来的出差计划，前往莫斯科，他要寻求一项与俄罗斯的研发合作项目。即便没有参会，杨青对问卷调查的结果也十分关注。

杨青最感兴趣的调查问题是，不同企业研发战略及相应研发流程的里程碑设置。“你不能十年以后才告诉你的投资者，嘿，老兄，你投的钱全赔了。”杨青说，外资与本土企业在里程碑设置上也反映出研发绩效考评的模式差异。

据杨青介绍，跨国药企的研发决策机制较为严谨，在主要的研发投入决策点包括临床候选物确认和临床概念验证阶段设有特定的程序和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的专家来自公司疾病领域生物学、化学、毒理学、药代动力学、药物发展，转换医学和临床试验等各相关部门等，同时也会考虑来自市场新产品开发部门的意见。这些决定都要经过严格论证、激烈的辩论和专门委员会最终的批准，才能确定Go或Not Go。

问卷中，民营企业的里程碑设置集中在临床前以药效和药代动力学，更有14.4%的比例显示企业没有设置里程碑。

“在国内药厂里程碑设置依然以仿制为主要思路，决策机制更多需要外部专家来参与论证，早期项目很难给研发人员足够的自由度。”王进说。

部门设置：医学安全VS.生产销售 

如果说研发立项决策话语权在中外企业中是绝对值的差异，那么，研发团队中医学部设置的缺失对比，再次暴露出本土企业在临床开发、上市后再评价与外企之间的巨大鸿沟。

与那些拥有动辄上千人的医学、安全团队的跨国制药公司相比，民营企业安全部、临床开发部门的设置依然处于悬置的局面。这与长期以来国内制药行业重生产轻研发的思维模式不无关系。

调研报告显示，民营企业生产和销售依然是公司两大模块，而跨国企业的研发人力大量聚集在医学部和临床用药安全信号收集管控团队。据与会嘉宾辉瑞全球研发副总裁谭凌实介绍，始建于2006年的辉瑞中国研发团队目前安全部门已达上百人，约占整个研发中心人数的1/6强。

江苏恒瑞制药董事长孙飘扬坦陈，恒瑞也曾走过一段对于自身产品的临床定位和开发计划不清晰、没有自己的医学部和缺乏医学人员的初始阶段。

“早期我们没有摆脱仿制药的思路。”孙飘扬说，恒瑞研发团队的构建分为发展部(2000年前含医学部前身)、早期医学部(2000年)、医学部壮大(2005年)三个阶段。“2005年我们开始做创新药，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我们的研究方案、总结报告都是依赖研究医生，但临床医生并不具备新药开发的全部知识和技能。”

最终恒瑞的医学部通过专门临床试验职能的划分，突破了公司发展的瓶颈。恒瑞为大力加强1.1类新药的研发，特意将1.1类新药进一步划分成新的部门，成立了两个医学部门，其中的医学一部主要从事1.1类新药的临床试验，医学二部主要从事仿制药和中成药的临床试验。“我们逐渐从市场大小的产品定位向临床价值定位转变，增加了医学人员的比例和话语权。”孙飘扬说。

退出机制：无奈的？果断的？

冯毅部长三问＂你做药吗？＂如果你做药，那么你就必须坚持最高的科学标准、坚持最高的伦理标准，还有最高的道德标准。

当听到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助理冯毅就问卷中退出机制这一环节表达出审评机构的无奈时，坐在台下的杭州泰格医药副总裁曹晓春也感到很无奈。调查结果显示，管理层决议占民营企业退出机制绝大部分，但仍有相当大比例的民营企业无退出机制。

 “新药成功率从1万个到1个，那9999个都去哪里了？都被FDA、EMA或者我们的药监局不批准了么？”冯毅发问后自答：那是因为我们的企业没有退出机制，我们的文化不允许终止和失败。

“作为CRO，我们有时候像药品审评中心遇到的企业一样，明知不可能的项目，客户因种种非科学理由，也要我们做下去。”曹晓春认为，在创新型国家战略转变的当下，中国的新药创制迎来了种种机遇，而最基本的，应该尊重新药研发的科学规律。

大会主讲人孙飘扬毫不保留地在报告里和与会嘉宾分享了恒瑞两个失败案例。他的报告题目是《新药创新科学管理之初探》。“我们终止的第一个化合物是西帕替尼，当时在临床前的时候感到这个化合物生物利用率比较弱，药效与拉帕替尼相当。上临床后负责临床试验的人员提出来这个药要停掉，事实上这个药恒瑞早在去年11月就获得了SFDA的临床批件。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如果再往前走不会有好的结果。”孙飘扬说。

第二个案例是VEGFR抑制剂海那替尼，“也许在I期试验阶段受试者没有暴露出问题，但到II期试验问题全都出来了，这个药就不能研究下去。一旦上市大量人群使用，那得天天打医疗官司，企业吃不消。”孙飘扬说，这个失败案例的教训对于恒瑞来说，在于在开发同类机理临床候选化合物时，一定要寻求差异化，更安全和有效。“临床前一定要很严格，哪怕发现一丝不理想就要放弃，把这时间和金钱腾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科学和理性的做药态度。”孙飘扬在总结时说。

做市场的追随者还是基于生命科学的探索者？做仿制还是创新？做小分子、多肽及重组蛋白、单抗、疫苗还是生物仿制药？这些问题无时不萦绕在企业决策者的头脑里。

 “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实力悬殊的群体，这两个群体在不断交汇融合。也许，跨国药企的今天就是民族企业的明天。新药审评部门必须在这种国际化交集中找寻自己的坐标。”张培培说。企业在探索，药品审评部门在思考。这探讨和思考背后的国家利益又在那里？这是顶层设计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我喜欢把药审中心简称“中心”，也喜欢把上海临床研究中心简称为“中心”。 

去年中心举办第一届生物样本大会的时候，会前有一个小小的开幕式。记得当时俊才坐在台下说，老甘是看了DIA年会的开幕式，也要弄一个，我说，这很像甘院长啊，做事总是激情满满的。

今年的会议我没有参加，但也要在这里转发一下，我在中心的网站上，看到甘院长依然激情满满地主持这一届生物样本库会议。他们说，今年的开幕式是类似女子十二乐坊的表演。

在照片上，甘院长看上去气色很好，而且一周可以回两次中心主持工作了。

中外专家共同探讨标准化生物样本库的伦理建设和信息化建设 

——第二届中国生物样本库国际研讨会暨2012年上海生物样本库建设研讨会”在沪召开

7月6-8日，由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和上海生物样本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生物样本库国际研讨会暨2012年上海生物样本库建设研讨会”在沪召开。本次会议围绕生物样本库的建设及其在转化医学中的应用、生物样本库的伦理建设以及信息化建设开展，探讨如何建立切实可行的生物样本库伦理准则和安全便捷的信息管理系统，以保护好捐赠者的隐私并促进样本的合作共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芬兰和奥地利等10多个国家的国际同行，以及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新疆和台湾等20余个省市的400多名医生、科研人员和企业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

临床生物样本作为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宝贵资源，是转化医学研究的基石。转化医学的迅速发展使人们高质量生物样本的需求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生物样本库建设项目的逐步推进，其涉及到的伦理问题和信息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我们在推进转化医学研究以及生物样本库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由此带来的生命伦理及信息安全问题。”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甘荣兴在会上强调，“我们应建立切实可行的生物样本库伦理准则和安全便捷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真正建立高质量、高标准的生物样本库为转换医学研究服务。”

会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及其所辖的生物样本库和生物样本研究办公室（OBBR）、泛欧洲生物样本库与分子生物资源研究中心（BBMRI）、英国生物样本库（UK Biobank）和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临床标本资源库等国内外40位知名生物样本库建设主体单位的项目负责人介绍其在生物样本库管理、伦理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专家认为转化医学和个体化研究是否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取决于临床生物样本的质量和数量。随着基因组、蛋白质组技术和测序技术的发展，生物样本库规范的建设数据库并保证数据的安全，如何降低捐赠者隐私暴露的风险，如何实现样本的合作共享是生物样本库建设面临的重要内容。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有序而慎密的生物样本库访问规则，选用合适的生物样本库信息管理系统简化样本库的工作流程并提高工作效率，推进生物样本库信息网络的建设，进而加强样本库采集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最终实现样本的合作与共享。

20个省市医院和研究单位的样本库建设者和负责人，以及Pfizer、GSK、Brooks、Tecan、ThermoFisher、海尔、晶鑫国际、PerkinElmer、华大基因、Avantech、Corning、Qiagen和基因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就样本库的信息化建设、伦理建设、如何高质量的保存样本以及临床样本自动化处理与保存的新技术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会议得到了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卫生局、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临床标本资源库专家组和中国生物医药协会组织样本库分会等单位的关注和支持。

DIA年会上，园区的讨论整理出来了。还好，不拖不欠。亮点其实蛮多。

这是一群怀揣理想的研发斗士，对于创业和创新药，他们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并一直关注并推动国内新药研发的发展。他们告别家人，落户园区。而作为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各地在筹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和园区上显露出极大的积极性。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3家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其中，深圳、北京、上海、苏州、泰州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集聚发展势头迅猛，并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如何达到无压力、零成本创业？请看来自创业者和园区政府之间的对话。

除了理想主义者，我们还是机会主义者 

嘉宾： 

华医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陈力

苏州润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钱向平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公司总裁  鲁先平

本溪市人民政府中国药都特别顾问  董晓鸥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  庞俊勇

园区激活创业

主持人：现在的创新环境适合各种创新人才和创业项目在国内发展吗？创业者与园区管理者之间的需求和理念如何达到统一？

钱向平：创建公司一定要了解自己的特点以及项目的特点。海归如果不接地气、不适应本土文化，是很难成功的。

确立了创业的想法以后，该到哪个园区落脚？这就像买房子一样，选址很重要。其次是基础设施、产业链成熟度及人才库。第三是相关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对于刚起步的公司来说，不一定能买得起很多大型的仪器设备，因此，园区提供的技术服务平台及优惠政策对初创公司有很大帮助。第四是园区政府的理念。在理念上，政府跟创业者之间会有所差异，做创新药物，需要的周期较长，研发阶段长达8-10年，而此时政府已换两届，如何衔接沟通让园区政府了解你的项目计划、商业模式等？这些需要在一开始就沟通，争取获得理解和支持。苏州润新选择落户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园，一是因为我本人是苏州人，而是该园区在以上谈到的几个方面都很到位，为我们提供了创业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

鲁先平：作为创业者，我们除了是理想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是伟大而艰辛的。微芯之所以选择在深圳创业，是因为深圳的天很蓝，城市非常漂亮。

深圳虽然没有上海、北京的人力资源，但有一个理解创业者心声的政府。深圳每年拨款5亿元经费资助医药及医疗设备研发，如“孔雀计划”对引进的世界一流团队，可以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专项资助，对于创业者而言是难以想象的。此外，从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到产业化，深圳新药研发市场化机制走在全国前列，项目评价体系也比较公平和透明。

陈力：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团队的创业激情和企业的创新环境，在生物医药创新的热潮中，不断会有新型企业在尝试新的研发模式，这样的局面正在西方衰落，却在中国兴起。把握好机会，引领生物医药创新，中国的新药研发斗士们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董晓鸥：目前，本溪药谷园区引入项目虽然不少，但整体缺乏高端人才和技术产品。在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回来创业的同时，海外人才的创业想法和政府之间有出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园区人才瓶颈问题始终无法突破，对于新生园区更是如是。

庞俊勇：这是非常好的时代，如果大家想创业，恭喜，你们最好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体现在2008年我国开始进行税制改革，取消了制造业很多税率，以重点支持科技创新。

地利，从信息、互联网、生物技术一直到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都是国家的重点布局。在上海、苏州，未来生物医药的发展潜力很大。

人和，包括三类人：第一是掌握政策走向的人，如政府支持；第二拥有资金的人，如投资公司、基金、各种民间资本；第三是拥有技术的人和创新团队。要达到人和，这三类人缺一不可，必须要有政策的支持、资金以及真正具有创新能力的团队。

筹资渠道和技巧

主持人：创业最重要还是融资。创业者一旦明确公司业务方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想办法筹集公司启动所需要的资金。投资方的选择、融资模式和技巧又有哪些？

鲁先平：我在2000年回国创业，在成功融到600万美元的投资资金后创立了微芯，这笔启动资金无疑至关重要，而在创新药领域能够从国内拿到这么多的风险投资，即便在今天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1世纪的最初几年，互联网公司才是风险投资的最爱。即便在当下，销售能力强的仿制药企业、风险更低的医药研发外包（CRO）公司，也比新药研发企业更受资本青睐。

陈力：创业家要成功，关键要有融资“接力棒”。新药研发投入很大，现在活跃的民间资本越来越多，必须根据不同形式来进行判断，用好不同的钱。国内的民间资本在找机会，慢慢会形成“天使投资人”，国外的“天使”跟中国的“天使”有一些区别，国外倾向投更早期的研发项目。企业融资里“最贵”的是风险投资的钱，最便宜则是政府的钱。政府在企业发展早期和概念形成阶段的支持最重要。早期投资对于股份的占有是对公司整体价值、风险评估中必须考虑的。创业早期都希望雪中送炭，而从政府层面来讲，有本身的产业化要求。

庞俊勇：苏州生物纳米园有将近300家企业，这些企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资金需求。一位成功的创业者总是知道如何善用各种管道去募集充足的资金，来作为创业的坚强后盾，而不可只从单一管道取得资金。

一般资金来源有以下几种：第一，社会资金，通过各种创投机构募集资金，不管是私人创投、政府创投还是海外大的创投机构，都会牵扯到股权投资；第二，银行借贷，如果有一个好的项目，现在银行借贷已变得越来越容易；第三，很多开发区都在做政府融资，包括很多银行都是担保的科技贷款在做，政府只占一部分股权。此外，还有原价退出机制，与银行开展各种合作方式，允许企业通过“组团”获得贷款。

建立项目评估机制

主持人：选择投资项目是一个难题，从政府、园区的角度，如何建立项目风险评估机制？

鲁先平：项目应该由风投评价，政府不要参与评定，我认为，政府参与注定会失败。但风险评估的专业人士目前国内存在很大空缺，包括风投公司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都很缺。

庞俊勇：评价主要有三方：第一方政府；第二方风投；第三方专家。三方评价一个项目，哪一方做主导都不是绝对的，关键是找对项目了解的人。我们在生物纳米园一年看下来的项目多达一两百个，不比风投少，并不能说政府就不如风投专业。

实际上，这三方都有自己的视角和判断。三方首先要对技术进行评价，其次要从市场前景来看适不适合一个地区，往往有些项目好但不适合当地政府。

陈力：政府的钱把它用好了还能解决很多问题，项目从落地到生存下来，在成长过程中经受的痛苦，每一个过程可能都有和资金打交道。比较成功的例子有深圳微芯，从早期获得国家的钱，到II、III期临床研究融资时能引进投资人的资金，保证两个产品完成III期临床。

谁是下一个张江

主持人：张江药谷的成就世人瞩目，张江模式的强大带动作用与集群模式、集聚效应也为当前中国医药界所公认。张江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中国其他的高科技园区同样能成功么？

陈力：张江定位比较早，2000年我带美国一帮朋友到张江参观，那个时候张江还是一片稻田。2004年再回张江建立了罗氏研发中心，当时张江只有50家生物医药公司，觉得只有5家真正做生物医药研发。而今，在张江已有400多家生物医药公司，产值将近3000多个亿。

跨国公司在张江已形成一种集群，这个集群不可复制。国际化无疑是张江药谷独具的先天优势。

随着类似园区在各地纷纷兴建，特别是后来者推出更具吸引力的各项优惠政策、更大的支持与扶持力度、相对更低的科研创新与运营成本等，张江药谷正面临着企业外迁、机构外转、项目外移、人才外流等严峻挑战。张江在促进创新产品、创新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方面大做文章，才能实现创新在园区、创业在区外的双赢。

董晓鸥：因区域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率的不同，目前各地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正显露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张江从开始建立，当时的条件可能跟本溪园区的条件是一样的，经过这十多年走在全国前列，张江这时候要在生物医药领域做最领先的东西。而不适合在张江的发展项目，可以流到其他园区。每个园区要发挥自己特点，园区之间要互补。随着泰州的中国医药城、武汉光谷、天津泰达等医药高科技园区纷纷崛起，国内“药谷”出现投资梯度转移。以往北京、上海的高新园区是创新、创业的首选，现在则逐渐向周边、向西转移。这是因为，后者的政策更优惠、成本更低，配套设施不亚于前者。

2008年本溪市正式开工建设“中国药都”时，产业区里是连一个项目也没有，一条路也没有。一切从零开始。两年多时间，“中国药都”建设便初具规模：截至目前，累计入驻药都的各类项目近200个，项目投资总额373.53亿元，预计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617.27亿元。

庞俊勇：在区域分布上，我国现有“药谷”多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部沿海，这与药谷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大是分不开的。过去苏州一直在跟上海竞争，但都略逊于对方，是什么原因？第一政策；第二人才。上海有先行先试的政策，有总部的税收减免，有保税区的政策，还有诸多人才补贴政策。人才优势是上海最大的优势，比其他所有园区都要强。各地方在进行药谷项目的建设发展中，要深入分析本地优势，了解产业发展的特点及趋势，并制定产业规划，明确本地医药产业发展的定位、目标及发展思路，以保障产业可持续发展。

全国各地生物园区需要向张江学的东西很多，包括成熟的服务体系、市一级政府对产业的支撑、理解跟配套能力，这些都是二线城市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