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再贴一篇翻译稿。

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亚洲生命科学业务负责人贝德(George Baeder)在12月刊的《制药经理人》杂志(Pharm Exec)撰文指出，生命科学产业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扮演及其重要的角色。

越来越多国际专业媒体开始把目光放到中国制药产业。甚至比国内中文媒体更快、更深入报道与中国生命科技、制药创新、创新生物科技公司相关的新闻。 

《自然》杂志副主编去年访华，策划了一期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的专题。迹象表明，中国不单只是跨国公司医药产品的新兴市场，这一领域不断涌现出来的新动向，也成为国际媒体开拓选题的“新兴市场”。 

对于同一新闻事件，东西方媒体“同步刊发”的事实已经发生。由此，国内专业媒体在依然保守的新闻政策环境下，需要更加开拓自己的思维，以全球化的视角，国际化的语境突出产业特点。 

与此同时，需仔细研读外媒说故事的方式，关注其报道中国的方向和重点，了解其报道的目的性——是突破政策？占领资源？还是共同合作。而在高端采访资源的开拓上，除了政府官员对外媒仍有所避忌，面对大批通晓中西方语言和文化的高端专家，国内媒体已不具有优势。

感谢树熊的翻译，《医药经济报》环球版拥有一批不知疲倦，随叫随到的翻译救火队。他们并没有太高的学历，体面的职位，但正如文章中华大基因研究院的杨焕明院士形容他的软件工程师团队——大多是是电脑“黑客”，缺乏正统教育，但能高度熟练地理解和编写复杂的计算机代码。“需要优秀的、愿意接受挑战和尝试新领域的人。”

生命科学产业——中国的未来

翻译  树熊

今年夏天，当欧洲科学家需要快速了解一种席卷德国致命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的遗传结构时，他们略带害羞地求助于一家位于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

华大基因研究院的前身为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目前已悄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基因遗传结构测序机构之一。基因遗传结构的测序工作有助于诊断疾病和绘制基因组图谱。成功绘制的基因组图谱可以令药物研发取得重大突破。在短短3天时间，华大基因研究院不仅帮助欧洲卫生部解密神秘细菌的遗传结构，还分析得出的结论为，该细菌是一种新型和超级致命的细菌，已造成超过1000人感染，17人死亡。

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位于深圳的盐田区，离香港大约需要1个小时车程。目前该研究机构建立了大规模测序、生物信息、克隆、健康、农业基因组等技术平台，拥有世界第一的新一代测序能力，同时，该研究院的生物信息开发能力及超大规模生物信息计算与分析能力也领先全球。华大基因研究院的创始人杨焕明院士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测序全球一切生物。”

西方生命科学产业正面临专利悬崖、监管加强和研发效率低下的困境，而中国的生命科学产业悄然聚集了大量富有经验的技术人才，吸引着风险投资者的目光。同时，中国政府对该产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杨焕明坦承，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华大基因研究院不会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同时也认识到，生命科学产业为民族药物的开发和创新赢得突破性的机遇。

“千人计划”

中国政府投资于生命科学实验室、生物技术产业园和产业孵化中心的目标明确：由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大国转变为拥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业强国。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将至少拨出15亿美元投资于尖端的生物技术研究。全国各地也纷纷实施激励措施，十几个生命科学产业园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正投入研制一种创新的、应用在临床研究的电子病历管理系统，以创建一个来源广泛的临床数据库。

如今，越来越多生物科技公司像华大基因研究院一样，得到中国科学技术部的资助，实施他们最雄心勃勃的科研计划，甚至与国内外顶尖的研究实验室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启动“千人计划”，积极聘请曾在西方国家受训的中国顶级科学家和企业专家，鼓励他们回国。

中国政府鼓励海外科学家回国的举措，正发生在许多西方制药企业为节省成本，被迫削减研发费用的时期。去年秋天，美国战略咨询企业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估计至少有8万名在中国出生、留学欧美的博士在跨国制药公司参与研究工作后，选择回国。这些“海归”获得风险资本和在西方企业工作的经验后，利用中国的人才和具有成本效益优势的实验室，快速开发和测试有前途的生物分子。

西渐东移

当西方制药企业不得不面对其国内临床试验的高成本，以及潜在研发药物高失败率的挑战时，许多企业注意到，中国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一个位于上海由无锡北大青鸟公司开展的临床研究机构正与跨国公司密切合作，以加速药物研发效率，降低新疗法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成本。在监管层面，中国批准的药物绝大部分是仿制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SFDA）表示，为鼓励创新，审评审批政策在基于风险控制和管理的基础上，鼓励新药尽早进入临床研究，让中国患者更多参与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从新药的治疗中获益。

中国临床CRO公司通过承接跨国制药公司的外包项目，帮助国内临床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迅速学习更深入的药物开发经验，同时提高自身CRO的信誉。“更便宜、更快”的理念，令临床试验的投资热潮更看重中国丰富的人才储备。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正迅速转移至中国，这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执行。

华大基因研究所希望其投资理念和带有创新理念的基础研究的“纯科学”能结合在一起，同时通过与更多的企业合作获得更多资金。杨焕明认为，这是大科学，它要求以工业化的方式检测基因序列，只有具备了大规模研发能力，中国才可保持成本优势。杨焕明在1988年从哥本哈根大学博士位，并在法国完成博士后研究。

此外，华大基因研究院也积极投资开发能更好处理从基因测序得到的原始数据软件。为此，该研究机构聘请了几十个年轻的软件和计算机工程师，建立一个先进的平台，分析基因测序仪器输出的数据流。其中许多工程师原来是电脑“黑客”，缺乏正统教育，但能高度熟练地理解和编写复杂的计算机代码。

“这个领域如此新，需要聘请优秀的、愿意接受挑战和尝试新领域的计算机专家，以寻找新的突破。”杨焕明说。

中国崛起

虽然近年来中国生命科学产业的快速发展令人鼓舞，但依然要面对众多障碍。而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速度和力度，将决定其影响全球生命科学产业的步伐。

制定生物制剂审批申请法规  如果说未来药物的前景在生物制剂，中国政府将需要制定明确的生物制剂申请法规，使药物研发人员可以按照一条明确的申请途径，申请新药。SFDA的药品审评中心需要招聘更多的生物制剂评审专家，以评审新的大分子药物。

加快临床试验批文  需要等待12~18个月才能获得临床试验的批文，是药品审批速度的重大挑战。目前SFDA正加快临床试验申请的时间表。同时，该机构正尝试改革整个申请新药临床试验，摸索建立临床研究新药申请（IND）机制，加强临床试验机构的管理和在临床试验启动后的持续监督。

知识产权保护  当中国政府正不遗余力地保护在当地注册的专利时，一些企业在全球注册专利时由于无视中国而感到懊恼。由于缺乏足够科学文献支撑和知识产权保护，专利权争夺战频繁发生。这需要时间来加强知识产权法规建设，同时建立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

定价  在医疗改革的初始阶段，为满足13亿中国人民最基本的用药需要，政府不断压低仿制药的价格。不少国内药厂开始怀疑是否应继续扩大其投资规模，建立更广泛的品牌仿制药是否正确的策略。在药物创新方面，政府已开始考虑使用药物经济学的方法，平衡市民用药的需要与推动药物创新的矛盾。当大多数西方药物公司承担药物创新所花的费用只发生在允许高药价的地方时，中国政府可能制定不同的方法，包括资助药物研发和补偿药物制造商。这是中国政府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支付医疗保险制度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质量标准  无论在药物生产还是临床试验，中国要取得成功就要显着改善它们几乎每一个步骤的质量标准。幸运的是，这种改变的执行可能比预期要快。中国新版GMP已与国际水平接轨，说明了中国的制药企业获得美国FDA认证所需的标准，变得越来越近。

网上不乏FDA批准新药的信息。准确的表述是，今年头7个月，FDA批准21个新药。上半年批准18个新药。

小石头刚刚弄好的翻译。

根据FDA的报告，今年前两季度已经批准的“新分子实体”数量已和去年全年水平相当。与临床上已有的药品相比，这些药物在作用机制或治疗效果上都具有明显优势。

新闻发布会上，FDA药品研究与评价部（CDER）主任Janet Woodcock出来说话了。也就是她在2005年撰写的FDA白皮书中，认为目前药品的研发过程已无法跟上基础科学创新的步伐。

而时隔6年，她说：“我看到的创新数不胜数，记都记不过来。”

曾经跟张司长讨论过，是不是也该定期弄个新闻通气会，分季度或半年一次向社会各界通报一下我国药品审批的数量情况，特别是进入IND阶段的信息披露，也好给业内研发立项提个醒，更重要是分析师掌握更多投资方向，目前具有明显研发优势的企业,是医药板块中长期投资的不二之选。

预想这是这样，目前的数据非常粗，不好意思定期公布。

除了数据公布，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间还穿插了一段黑色素瘤新药的研发故事。依然以故事性手法，从一个患者感受写起，一幕幕发生的受试奇迹。近距离采访受试者，研究者，这在外媒的报道中非常常见。“病患参与新药研发决策”，是近年来国外提倡的做法。其中涉及到的医患沟通，药厂医学部的研发人员与试验研究者的沟通，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第二篇文章的原文从微薄获得。

作者主要观点：其一，商业(BD)研发模式在新药开发中越来越重要，其二新药研发周期很长，以至于在10年内很难对研发模式的改变进行判断。作者统计4个由传统制药公司原研的产品Natroba、Dificid、Potiga和Viibryd很大程度上受NRDO（No-Research, Development Only model）商务策略所驱动成功获批的产品。

所以，不要轻易谈什么研发模式是合适的。

2011年制药行业新药研发复苏迹象明显

FDA上半年批准20个新药

上半年新药超去年同期

据美联社报道，FDA药品研究与评价部（CDER）主任Janet Woodcock日前在FDA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看到的创新数不胜数,根本就记不过来。”根据FDA的报告，今年前两季度已经批准的“新分子实体”数量已和去年全年水平相当。与临床上已有的药品相比，这些药物在作用机制或治疗效果上都具有明显优势。

最近FDA 批准了首个可延长晚期黑素瘤（一种致死性皮肤癌）患者生存期的药物，以及50年来批准的首个治疗狼疮的药物。此外还批准了治疗效果明显优于现有治疗药物的2个丙肝药物。

Janent Woodcock 指出，药物研发当下正处在“转折点”。她补充解释道：“如果你是一位得了癌症或其它严重疾病的患者，看到这些新药获批备受鼓舞。”

现有新药的研发速度及批准数量已不能满足制药公司的需求。因为制药巨头们的畅销药物正在逐一失去专利保护，其中包括排名第一的辉瑞的降胆固醇药阿托伐他汀钙（立普妥）。该药将于今年11月失去专利保护。据预测，到2015年辉瑞将因仿制药竞争，损失累计达1000亿美元。  

这些新药品种并不能扭转“专利悬崖”所带来的冲击，但能起到缓冲作用。根据Credit Suisse分析师Catherine Arnold预计：未来3年，将有20多个年销售额有望达到甚至超过10亿美元的创新性新药获得FDA批准。

市场注重成本意识

新药开发是一个不断充满变数的过程。而如今的市场是一个更加注重成本意识的市场。特别在有很多仿制药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从抗高血压类药物到降血脂类药物）。因此，美国医疗计划与外国政府的卫生系统要求，在同意为这些新药埋单之前，厂家需提供有关这些新药疗效比现有药物更优的证明。这就是制药公司对创新药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对那些专利即将到期的质子泵抑制剂或抗抑郁症类药物做出一点点改进之后并可拥有一项新的专利，再利用专利而享有多年市场独占权的品牌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如果制药商能够为严重性疾病提供一种有效药物，即使制药商对这个药物定价很高，医保健康计划也愿意接纳这个药物。

当前批准的新药标志着制药工业早在数年前就已调整了研发的方向，尤其在一连串预警之后。其中对制药行业冲击最大的莫过于辉瑞研发的Torcetrapib惨败的事件。2006年有望成为立普妥替代品的心脏病药物Torcetrapib因临床试验失败而使辉瑞陷入低谷。Torcetrapib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好的降胆固醇类药物，在公司董事会对该药有关临床试验监控并获知该产品可增加病人的死亡风险之前，辉瑞一直极力推出这一产品。Torcetrapib临床试验的失败意味着辉瑞所投入的16年时间及近8亿美元的研发成本成为泡影。

现代研发模式有利有弊

然而，即使是现代化药物研发模式下也存在弊端。制药公司建立了覆盖全方位药物研发的巨型实验室，并对整个研究体系进行密切监管，对项目的商业前景进行评估，要求研发人员进行定期信息更新等。然而对研发信息的保密与对接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科学家必须对工作进行保密，要求在无别人觉察的情况下进行新药研发。正如赛诺菲首席执行官Christopher Viehbacher说：如果公司想深入了解疾病的发病机理，则不能对研发人员进行信息密闭，因为信息对接在新药研发中会带来突破性效果。

此外，研发成本也是一个问题。根据Bernstein Research公司的调研结果：2006年，制药公司对新药研发投资为458亿美元（或公司财政收入的17%）。如果从财政角度出发，大规模的生产方法并不能提高公司的产出率。就此，一些投资者开始质疑，与其支持制药公司对药物研发的全然投入，还不如支持那些从大学实验室里脱颖而出的有前途的小公司的研究成果，然后再与他们联合开发。

新商业模式推动研发效率

 2011年上半年FDA共批准20个新分子实体新药。与近几年相比，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在这20个新分子实体中，有18个新化学治疗药物和2个诊断试剂。预示着制药工业整体研发能力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也迎来了更多质疑。就FDA批准的这些新药数据来看，很难对医药行业目前的研发状态作一个明确定论。通过对获批新药信息的进一步挖掘，有两点值得注意。

BD模式推动产品获批

 第一，这批被FDA批准的新药大多数通过商业研发(BD)模式获批上市。在这批新药中，大多数药物至少有一到数次的商业研发交易记录。

 ① 在这18个药物中，仅有7个新药由传统制药巨头原研并提出申请。其中包括5个渐进式的创新产品：血管紧张素Ⅱ拮抗类药物（Edarbi）、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凡德他尼，Vandetanib）、长效β-受体激动剂（Arcapta）、DPP–IV抑制剂 （Tradjenta）以及CTLA4-Ig阻断剂（Nulojix）。另有2个首创新药：抗凝血药-直接Xa因子抑制剂（Xarelto）和丙型肝炎病毒蛋白酶抑制剂（Victrelis）。

② 5个生物技术原研产品由于具有良好的市场价值最终由大型制药企业介入进行联合开发。其中，阿比特龙（abiraterone；Zytiga）由Cougar 许可下BTG基金项目的癌症研究所发现，后来强生购买了该项目。Daliresp是由德国的Byk Gulden药厂所发现，后来该公司经与Altana公司合并，最后Forest公司成为了该产品的申请者。Edurant 是由Tibotec公司的病毒学专家所发现，后该公司被强生收购。Horizant由Xenoport公司所发现，后葛兰素史克成为了该产品的申请者。

③ 4个由传统制药公司原研的产品Natroba、Dificid、Potiga和Viibryd是受到NRDO（No-Research, Development Only model，即：不涉及研究只在开发阶段介入）商务策略驱动成功获批的产品，这些产品被生物技术公司看中之前，有的已处于注册状态，有的处于放弃状态。

④ 在这18个新分子实体中，有2个（联合开发的Benlysta和Vertex）是从新药发现到新药上市申请都由原研的生物科技公司完成。Vertex制药公司的Incivek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十年内难对研发策略评判

第二，在这些获批的新分子实体中，大多数在原研公司合并及经过多次并购之前就被发现，且由传统药物研发组织发现。为进一步进行论证，作者将这些新药首次公开报道的时间年限进行统计（见右图）。一般情况下，药物未进入临床之前，制药公司不会将药物的信息进行公开发表。通过对这些药物首次公开的时间推断，它们中绝大多数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明显早于10年前制药行业发生的研发变革。但是这种现象是否最终会影响FDA新药获批的数量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因此，尽管18个新分子实体的治疗新药批准值得庆贺，但是从这些新药获批信息中得到这样的启示：其一商业研发模式在新药开发中越来越重要，其二新药研发周期很长，以至于在10年内很难对研发模式的改变进行判断。  

《自然》杂志刊登2003-2010中国创新药数据。原文可在此或《自然》杂志网站下载。Innovative drug R&D in China

特别感谢小石头的翻译。

从2003-2010年这8年间，申请临床的原创新药数一共有25个，其中平均每4个获得临床批件的药物中有1个能获得上市批准（见图1）。然而，从2006年之后，获得生产批件的原创新药的数量明显下降，与2005年的11个相比，2006的获批数量仅为2个，而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2010年。其主要原因是SFDA对新药注册的审评制定了更严格的管理办法。

中国创新药物研发概况

IMS于2010年发布的全球医药市场预测报告指出，超过13亿的消费群体、经济的飞速发展、公共和个人医疗基金的扩大、政府对医疗领域投入的增大等等因素的推动使得我国医药市场预期在2011年将有望增长25%-27%，总量超过5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医药市场。但是与美国、欧盟、日本这全球三大医药市场不同，我国医药市场主要以仿制药或进口药为主，随着市场优势的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夸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中国本土的制药企业对原创药物研发的关注也在不断的增加。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在2008年-2010年之间对新特药的研发投入达到了27亿美元，在未来5年内还将增加60亿美元。

目前，关于国内原创药物研发信息的资料很有限，鉴于这种情况本文的作者收集了2003年-2010年间在SFDA和新药审评中心（CED）提出新药上市申请（NDAs）和新药临床申请（INDs）的所有原创新药的信息，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了整理分析。

本文中提到的原创新药，为SFD关于化学药品注册分类中的1.1类，1.2类以及生物制品注册要求的1类药，SFDA对于原创新药的定义范围较之美国FDA关于新化学实体（NCEs）的定义要窄，在我国1类新药为未在国内外上市销售的药品。如果药物首先在FDA或欧洲药品局获得了批准，那么根据SFDA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则不能按1类新药进行申报。跨国制药集团通常会优先选择发达国家作为药品的第一上市国家。在我们的研究中，SFDA受理的所有的1类新药均为国内本土企业注册申报的品种。此外，本研究不涉及中药和疫苗产品的统计。

分析

  从2003-2010年这8年间，申请临床的原创新药数一共有25个，其中平均每4个获得临床批件的药物中有1个能获得上市批准（见图1）。然而，从2006年之后，获得生产批件的原创新药的数量明显下降，与2005年的11个相比，2006的获批数量仅为2个，而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了2010年。其主要原因是SFDA对新药注册的审评制定了更严格的管理办法。

2003-2010年间国内制药公司获得临床批件以及生产批件的原创新药的数量。数据来源于SFDA和新药评审中心。

目前处于临床研究的原创新药一共有187个，其中三分之二的药物处于I期临床研究中，处于II期临床研究和III期临床研究的药物分别占19%和22%（见图2.）。如图2所示，肿瘤药物在药物治疗类别分析占首位，占比为32%，接下来为抗感染药物（17%）、心血管药物（10%）。

图2 国内原创新药的分布特征。a 处于各期临床的药品数目。 b药物适应证分布分析。c药物在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地区申报专利的情况。数据来源SFDA、CDE、中国知识产权局、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网站以及原研公司发布的新闻。信息收集期为2010年。

   随着对研发药物专利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中国专利保护法的实施，本文对这些原研药物的专利情况也进行分析。制药企业通常将专利分为两类，一为化合物专利，二为制剂专利包括制备、检测、成分以及用途。在这187个处于临床研究的原创新药中，70个药物在中国拥有化合物专利保护，与之相比获得美国专利的数目为23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为16个。表1中列出了同时拥有美国专利以及欧洲专利的原创在研产品。

表1处于临床研究中，拥有美国专利与欧洲专利的原创产品

 GCSF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H 生长激素；IPT 药理毒理研究所；PEG聚乙二醇；rh 人重组蛋白；rSIFN重组超复合干扰素；SIMM上海药物研究所；SIPI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

展望

中国政府、跨国公司新药研发的投入不断的增加，加之其他条件的不断改善，将为国内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更强有力的环境。首先，过去20年来中国药品的监管机构经历系统性的转化已更适应于更多INDs的产生。中国的第一部药品管理办法于1985年颁布，随后出现了四次重要的修订，最新的药品管理办法于2007年颁布。SFDA 与2003年成立后推出了更健全的新药注册和审批规定，提高了药品审批的透明度和有效性，为更多创新药物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包括对INDs或NDA的注册状态进行公开等。此外就申报者而言，涉及到审批过程中的所有信息SFDA也提供了简易的查询方法。国家药监局授权地方药药监局对新药的申报实施初步申报以便提高审批的效率。如果发现制药公司提供虚假的申报资料和样本，SFDA将在3年之内不再受理该公司的申报产品。

专利保护是影响创新药物发展的第二大因素。中国首部专利法于1984年颁布，但是直1992年修订的专利法中也未将药物组分纳入专利保护范围。目前，专利系统将为创新药物提供更多的保护。2007年北京市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对辉瑞西地那非（伟哥）的最终判决就是一个很好例子，这一判拒绝了国内12家公司对辉瑞的专利挑战将西地那非的专利保护延长至2014年。在终审判决的次日，辉瑞中国公司发表评论称，“对该判决表示欢迎”，认为判决“体现了中国保护有效专利的承诺，提高了那些有意在华投资的商业机构的信心。辉瑞将继续竭尽全力在中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有意思的是，该专利之战的重点是对用途专利的保护，而非通常争议的化合物专利。

第三，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中国纳斯达克板（创业板）于2009年上市，主要针对创新企业以及中小成长企业，为它们提供腾飞的资金支持，也将为创新药物的研发引入更多的风险资本。

第四，2009年新的医改计划将启动6个重大的公共医疗服务项目，同时为创新药物也在未来几年内也创造新的需求空间。

最后，就研发人才而言，制药人员和生物技术人员的回国热潮，也因全球经济的低迷成主流。

虽然，原创新药的研发在中国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是过去10年里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中国政府加大了原创新药的支持与投入，将继续完善影响原研新药的关键因素比如管理体系、专利保护、基础研究、研发投入、人才与市场激励制度，这些都是为创造一流的原创药物研发环境而服务。

我把小石头翻译的一篇稿子作为头条。那就是，美国FDA 批准了50多年来首个治疗狼疮的新药Benlysta。在Benlysta之前，FDA在1948年批准阿司匹林治疗狼疮。1955年批准羟基氯喹和皮质激素治疗狼疮。

这个药我有印象，因曾经采访过发现者之一的余国良博士。

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有一段话提到BlyS基因：

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在创始人威廉·赫斯特泰（William Haseltine）的领导下在人类基因组数据的宝藏中采用后现代的策略对Benlysta进行研发，同时葛兰素史克的先驱史密斯克莱·比彻姆（SmithKline Beecham）给予了1.25亿美元的赞助。

研究人员对一些不必知晓的基因的功能进行探究，这些功能在人类在健康与疾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有别于以前药物研发中的惯用思维，赫斯特泰博士称在没有了解到是何种基因之前是不可能用它发现新药的。最终他们只花了几个星期就找到了其他人花上数年都没有找到的BlyS基因。

然后我再对比当时与余博士访谈后写的文字：

1992年的秋天，美国国会批准可进行人类基因组学研究。哈佛大学的威廉·赫斯特泰（William Haseltine）教授辞去了哈佛教授一职，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边上创建了一家专门从事人类基因组研究的公司——人类基因科学公司。

赫斯特泰游说余国良等8位来自中国的哈佛博士后加入这个公司。人类的基因组在当时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宝藏，第一个发掘这个宝藏的人无疑是在创造一个医学领域的历史，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将是世界顶级水平的。这样的前景假设对当时年仅30岁的余国良来说极具诱惑力。

进入人类基因科学公司后，余国良对于基因组学的研究达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 ，“每天半夜两点就起来冲到电脑面前看当天收录的基因”。余国良说。

余负责的是肿瘤坏死家族相关的基因研究，这类基因同源性很低，电脑自动搜索很难找到。执着加上幸运，余国良发现与自己英文名缩写相同的“GLY”序列在基因中反复出现，通过筛选、实验，他发现了一个与免疫有关的重要药物靶标——BlyS。在余的研究基础上开发生产的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抗体药物面世后，使当时创建了15年、投入十几亿资金后已经面临经营窘境的人类基因科学公司市值在短短3个星期内由几千万暴涨至30亿美金。

这个研发故事是不是非常有趣？

此后，葛兰素史克将基因组的研究作为最大的赌注之一，对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进行了投资。葛兰素史克的先驱史密斯克莱·比彻姆（SmithKline Beecham）给予了1.25亿美元的赞助。

Benlysta的开发路程漫长。早在2000年就进入临床研究，虽然作为新靶点药物也并没有改变其坎坷的命运。

外媒分析认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FDA如何对这个狼疮新药进行评价知之甚少，专家们进行了一年讨论才设计出确定Benlysta对患者是否有效的临床试验方案。

所以批还是不批，并不具有一个固定模式，它跟新药研发一样，整个评价系统的设计也处于未知和探索之中。植物药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也如是吧。

编译 Seven

Genentech（后被罗氏收购）研发的抗癌新药Avastin是人类单克隆IgG1抗体，通过抑制人类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生物学活性而起作用。

Avastin的由来

授予Avastin 年度品牌基于以下三个要素：时间、金钱和机会。

Avastin的由来经历了30多年漫长的历史。1971年哈弗大学教授Judah Folkman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发现一种物质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促进了肿瘤细胞的增值并帮助肿瘤的转移。

1988年Genentech公司的Napoleone Ferrara 开始着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抗体的研究。1993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抗体的片段，并且公布了临床前模型以及其抑制血管生长和肿瘤生长的作用。1997年Genentech公司向FDA提交了Avastin的IND申请。经过７年的人体临床研究，终于在2004年春天Genentech公司得到了FDA关于Avastin治疗结肠癌的上市许可。

价格制定

Avastin是罗氏公司肿瘤线产品线上核心的产品，2009年罗氏公司的销售额达到了50亿法郎。自从去年罗氏公司以437亿美元高价收购Genentech公司后，公司的效益将会出现长时间高速增长。有分析师预测，到2019年罗氏公司的销售额将会是2009年的2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Avastin不仅要获得FDA和EMEA的批准，而且还要证明其早期治疗具有更好的效果。随着Avastin 新增适应证不断增加，罗氏可以将其价格降低一半，同样可以带来双倍的收益。定价是当今肿瘤药物风险投资面临的关键问题。Avastin的成本昂贵，作为肿瘤治疗产品的跨时代产品，上市已经6年，且保持全球肿瘤市场的前三位。但是随着产品同质化竞争的加快，市场差异化的缩小，如何进行市场定价成为越来越重要与困难的问题。

罗氏面对产品同质化的策略是，广泛应用Avastin对多重肿瘤的作用，包括对早期肿瘤的治疗，术后复发的治疗，肿瘤维持期的治疗，以及肿瘤的预防。

突破价格瓶颈

目前，乳腺癌和肺癌病人每年为使用Avastin付出大约10万美元。用Avastin来治疗结肠癌时，每年的费用大约在5万美元左右。一般来说，价格和Avastin一样昂贵的其他药物只被用来治疗某些罕见病，这些疾病影响到的病人数量极少。罕见病药物的生产商会认为制定这样的高价格是必要的，因为它们需要从前期的投资中获得回报。而Avastin拥有的潜在病人数量则高达几十万人。如果Avastin被证明用于早期治疗能更明显地延长病人的生命，那就意味着病人要支付更多的治疗费用。

 管理风险：数据决定命运

与其它公司不同，Genentech公司在Avastin的Ⅱ期临床研究中就投入了重金，通过随机化的试验方案为Ⅲ期临床的进行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信息与支持数据。这样也大大降低了FDA在对数据审评时由于临床数据不足而被拒绝获批的风险。

保持市场领导地位

Genentech一直处于肿瘤治疗领域研发的领先地位，而且长期以来公司集财力物力专注于一种治疗机理的研发，这也是Avastin 于2004年春上市6年后，仍不断有新增适应证获批地缘故。上市后的后续研究，包括数据的采集，临床效果的分析再加上高品质的销售队伍，与一直强大的医疗研究队伍，使得Avastin 保持了市场领先与不断突破的领先地位。

Avastin显示对4种癌症（结直肠癌、乳腺癌、肺癌和肾细胞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或总体生存率有益。

罗氏和Genentech正在进行Avastin对不同肿瘤类型（包括结直肠癌、乳腺癌、肺癌、胰腺癌、卵巢癌、肾细胞癌及其他癌症）和不同时期（晚期和辅助治疗，如术后）的临床研究。总的发展计划总共要包括全球40000余名患者。目前基因泰克公司正在期待下列临床研究的结果:

GOG-218 一项Avastin联合紫杉醇，卡铂治疗卵巢癌患者的Ⅲ期临床研究。该研究是为了证实该联合治疗方案时候延长了卵巢癌患者的病情恶化时间。

CALGB-90401一项关于Avastin与多西紫杉醇，泼尼松联合使用是否会增加先前激素治疗失败的前列腺患者的生存时间的Ⅲ期临床研究

AVANT 一项关于Avastin 用于早期大肠癌患者的Ⅲ期临床研究，该研究为了证实Avastin与Folfox或者xelox联合是否能减少早期大肠癌患者术后二期和三期的恶化率。

AVAGAST一项关于Avastin与Xeloda 和顺铂联合使用，与单独使用化疗药物相比，是否会增加胃癌处诊患者生存期的Ⅲ期临床研究。

请朋友翻译了这篇年度品牌的文章，之所以放在这里，是觉得这个药有史诗般的宏伟气势。

美国市场上有10个肿瘤药物是以Avastin为模型，有126个药物处于临床研究中，其中有26个产品正在Ⅲ期临床研究阶段。

Avastin带动了整个医药界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这一类作用机理药物的研究热潮，它带来的影响波及政府、学术界以及制药行业。

专家们建议FDA将肿瘤药物审评的标准由延长生存期，变为缓解病情的恶化。虽然Avastin的短期临床研究结果起作用轻微，但是这对于企业和患者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机会。

编译：石头

Pharm Execs Brand 日前将年度最佳品牌授予了众所周知的罗氏抗肿瘤药物Avastin（bevacizumab）。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临床价值，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突破性创新的后劲十足。

FDA批准Avastin新增适应证的稳步增加，有力地挽救了目前社会对医疗进步丧失信心的状况。同时也扩展了创新的新思路，那就是先进性与可持续性并行, Avastin在肿瘤药物研发历史上是第一个也意味着最后一个。

研究热潮波及各方

年度最佳品牌这一荣誉应该归功于Avastin在新建立的癌症治疗临床模式中取得的成功，其中包括5种肿瘤类型中的6个适应证。获批的适应证包括于2004年2月被批准用于晚期大肠癌的治疗。在2009年新增的适应证有复发性胶质瘤和肾肿瘤，其他4个可能获批的适应证包括早期直肠癌、结肠癌，以及前列腺癌、乳腺癌与胃肠癌的治疗，这些研究的Ⅲ期临床结果将在未来12个月中的顶级医学大会中公布。

目前，就罗氏而言就一共有30个不同的关于Avastin针对多种转移性肿瘤活性的试验项目。更重要的是，Avastin带动了整个医药界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这一类作用机理药物的研究热潮，它带来的影响波及政府、学术界以及制药行业。

目前美国市场上有10个肿瘤药物是以Avastin为模型，有126个药物处于临床研究中，其中有26个产品正在Ⅲ期临床研究阶段。

大型制药公司对肿瘤药物的投资都聚焦在寻找与Avastin具有相似作用机理的药物上，比如破坏肿瘤的早期生长，缓解术后复发或刺激自身免疫力作用的药物上。

而这些作用与传统的肿瘤化疗药物相比，更有效地保护了健康细胞。所以整个治疗手段的创新归功于Avastin。

审评标准发生改变

关于Avastin这类药物，哈佛医学院小儿外科及细胞生物学教授，也是血管生成之先趋的Judah Folkman 有这样一个经典的解释，许多肿瘤是微小的且不会新生的血管。事实上，这种肿瘤皆可能发生于身体的所有器官，甚至发生于年轻人，所以当癌症发展至血液供给系统，造成血管新生，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棘手的问题。而假如一种药只有少许副作用，且可于肿瘤病变到可检测到之前使用，当然这必须在备有可行的检测方法的前提下使用，如果这种情形证实可以做得到，Folkman建议也许可将癌症变为好像糖尿病及心脏病可控制之慢性病来处理。

同时，位于新泽西州南平原市的生技公司，经皮穿肝胆道摄影治疗和纽约科技学院生化药理学讨论小组的Marla Weetall博士补充，对抗血管新生是继放射性治疗、化疗和手术治疗后的第四种治疗癌症之有效武器。Avastin就是这类武器的先头兵，所以感谢Avastin。

然而，对Avastin的评价不是没有争议。因为一些研究仅仅证明了Avastin 的边界效益。传统治疗药物的失败，使得Avastin为缺少替代治疗药物的肿瘤患者提供了新的希望。专家们建议FDA将肿瘤药物审评的标准由延长生存期，变为缓解病情的恶化。虽然Avastin的短期临床研究结果起作用轻微，但是这对于企业和患者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机会。

WuXi AppTec is partnering with Qiagen to develop biomarkers, assay panels and personalised healthcare diagnostics and will use these, and existing technologies, to further clients’ projects.

2006年，美国FDA启动“关键路径”计划，围绕新药发现研究开发到上市审批这一过程称为新药关键路径，设计六大综合主题，以提高新药开发率，其中发展新的生物标记物和疾病模型为主题之一。

正因为有了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和鼓励创新的计划，研发行业的风向标随之调整。

该则新闻中谈到“在临床前阶段筛选出最有希望的候选分子，应用生物标记物将减少制药公司新药研发的损耗，降低时间和成本。”凯杰亚太区与药明康德，针对客户的需求为分子生物标志物的开发、验证及个性化医疗提供整合的解决方案。 FDA以比过去更加公开的态度及由此催生出产业内部的各种合作意向，令生物标记物的前景不可限量，同时将对全球的药物研发模式产生影响，推波助澜中国药物研究领域各层面的创新合作。

在2005年至2006年之间，跨国制药巨头和生物技术公司在亚太地区开展的全球性临床研究激增了50%。随着该地区的药政管理机构不断改善各自国家的临床研究环境，加速审批时间，分析认为，亚太区将继续成为一个发展迅猛的适合临床研究的新兴市场。以日本为代表的亚太各国越来越意识到整体驱动力对于参与全球性研发活动的重要性。

药物临床研究市场增长50%

在过去两年里，亚太地区药物临床研究市场历史性地增长了五成，其中中国台湾、韩国和印度走在了最前面。这样的增长不是孤立的个案。该地区各个国家，为了更好地参与国际临床研究，一直不断地调整其各自的法规政策，为持续的增长带来了动力。随着亚洲经济强有力的拉动，这个有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强的地区将在这个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的产业——药物临床试验行业显现了无限的潜力。

亚太各国有着不同的特点。同时，也因其广泛的共性吸引了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在这一地区开展临床研究。十年前，欧美地区是新药开发的主战场。随着亚洲、南非、东欧受试者数据的收集，新药开发的途径发生了变化。目前，亚洲地区的受试者人数约占全球的1/6～1/5。受试者人数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基本比较均匀，不再侧重于西方国家。各个地区都有均等的机会参与到药品的开发中。更为关键的是，新兴国家的药品市场越发显得重要。

在2006年末，Center Watch对12个亚太国家的156个临床研究基地展开了调查，结果于近期对外发表。调查发现，与审批时间相比，能否及时招募到受试者是保障试验不被拖延的首要因素。相对于美国，分布于亚太国家的临床研究基地招募患者的滞后时间不会超过1个月，因此，在这些地区开展临床研究的成本是可以大大降低的。

亚洲各国在国土面积、审批时间和程序、药品市场潜力、GCP实施年份和语言使用等上各有不同。印度和中国是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两个大国。其药品市场预期会继续攀升。两个国家的本土药厂都在迅猛发展，而印度的发展势头更高。澳大利亚的临床研究市场类似于欧美西方国家，但由于其人口数量不大，因此该国的临床研究市场潜力远不及印度和中国。

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但其临床研究比其他亚洲各国都发展的要早。日本与美国、欧盟三方发起了1991年的第一次国际协调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zation, ICH）。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研发药品的开发与注册的最低标准进行讨论和界定。尽管日本在参与ICH具体实施细则的制定上有较长的历史，但近年实际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的步伐却远远落后于欧美。这归咎于日本的临床资源匮乏、成本高昂、冗长的审批时间以及比ICH更为繁杂的资料要求，由此导致了药品审批滞后。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努力加以改进。

小型的、发达的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在实施ICH-GCP和执行一些快速审批法规后，吸引了制药企业的目光。新加坡不仅是一个早期临床研究的市场，它还有成为亚太地区临床研究中心和生物技术中心的雄心。许多制药企业和CRO公司都把新加坡当作发展亚洲业务的中心，并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其他正在快速发展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印度近年来在法规方面的改进引起了世界关注。2006年印度加快了新药临床试验审批时间。根据试验进度，目前印度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间已经从过去的16周缩短到8至10个星期。随之带来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印度开辟了名为A类和B类的临床试验审批快速通道。A类的临床试验是那些同时在已有丰富临床研究经验的国家如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开展的试验；B类则是在全球其他国家操作的临床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正变得越来越火。该国的医疗基础设施优良、齐备，对于临床试验的开展具有高性价比。此外，英语和法语在越南通行。该国的经济也在快速增长。

法规的改变促进市场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里，整个亚太地区的药物开发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各国也不断改善新药审批的政策法规以迎接新的挑战。尽管仅靠政策层面上的调整不能直接刺激临床试验在数量上的增长，但一个完善的、做好充分准备的环境将为更多参与全球性的研发活动迎来更多的机会，并随之促进整个国家临床试验产业的增长。亚洲已经整体意识到法规的完善和改进将为其加入全球临床研究产业扫除障碍。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提及在亚太国家开展临床试验，研发人员就会表达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最大的障碍就是审批时间过长。如今，包括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条件都在完善，更多来自亚洲的受试者将参与全球的药物开发活动。亚洲各国药政管理部门集思广益，开门纳谏，对于国际标准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正在进步，而不是像以前固步自封地守住各自的标准。

中国药监部门这两年的改革可谓不遗余力。中国的医药行业在政策调整带来的利好下逐渐回暖，朝着调整规范，快速增长的方向发展。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在临床试验技术审批时间上有所缩减。新《办法》中将原来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间从120天缩短到80天。在大量借鉴欧洲、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做法上为创新药物的审批独辟了一条“特殊程序”的绿色通道，在引进国际性临床研究上增强了竞争力。事实上，中国药监部门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处在要求加快审批速度的压力之下。在新法颁布实施之前，中国的审批时间是全世界最长的国家之一。在药品研发领域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的临床试验审批亟需与国际接轨。过去，中国由于存在审批时间漫长（如中国平均需43周，印度16周，韩国20周等，如附表所示）和某些要求与国际不接轨之处，把很多计划在中国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推向到了印度、南韩、新加坡等国家。

从各个方面考虑，中国的竞争力不容小觑。2006年中国参与的国际多中心试验是3年前的3倍，在数量上比印度多14项，达274项。近年全球新药研发费用在逐年增长，约达450亿美元，其中50%～80%投资在临床Ⅲ期。倘若10%～20%Ⅲ期临床试验的病人在中国入选，那么每年中国可获得的临床试验研发投资将达22亿～72亿美元。这将是一个产业、一个毫无疑问的市场，而中国已经把自己定位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从短期目标来看，中国正在积极引进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加快出台战略性配套法规政策。在临床审批时限的缩短上，参照国外大多数国家惯例（2～4个月），将创新药的国际临床审批时限从9～12月进一步大大缩短，使得中国医疗科研机构有机会加入国际临床试验。在伦理委员会建设上，参考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运作模式，保护受试者的安全和数据的可靠性。

从亚洲患者目前的疾病谱可以看出，该地区已呈现出越来越与西方国家相似的特点。让更多的患者尽早地进入临床试验，参与到每个临床试验阶段，由此收集到的数据代表着全球人口的特征，这是一件极具科学意义的事情。（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