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月月明年6岁，上小学了。我期待着。

描述，行动，对话。

这是今年让我感动的为数不多的一篇稿件。它出自于自由撰稿人Rebeeca Kanthor的笔下。这篇2010年春节用英文撰写的稿件，被翻译成中文，用A4纸打印装订，当时躺在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张炯的办公桌上。因无电子版本，要回来后我抽空就录入一些，直到今天才敲打完成。

之所以令我感动，是因为这是一篇在行走的报道。《中国科学革命》，如此宏大高远的题目，要到图书馆捧回来厚厚一堆材料么？要从百度上下载各种数据库的参考论文么？Rebeeca Kanthor用她的眼睛，用她的脚步，用她的心灵，仅仅从泰州医药城走到张江，跟各种人物对话，让他们发声，让他们展现。不需要用严谨的问题提纲，不需要咄咄逼人的揭示性观点，星巴克，******头，人物的表情，着装，直接的话语，巨像出一篇让你看得到和感受得到的稿件。

在列夫托尔斯泰形容其名著《战争与何平》的力量时，他说：“我不讲述、我不解释、我只是展现，让我的角色替我说话。”

优秀写作的基本原则：要展现，不要讲述。给我看你所看的一切，用文字来描述一幅画面，然后，我就可以跟随你的脚步。

令我深有感受的第二个原因，是Rebeeca从泰州到张江的路线，我在2008年也走过一遍，那是在一天之内，所到之处如此相同，CMC（泰州医药城的缩写，那是我第一次听说CMC在申报时代表质量、生产和控制）、桑地亚，张江。路上也不停的跟各种人聊天，王小川、杜莹，所听所观所感跟这位外国记者非常相似，在这篇文章里，尽管没有看到任何深沉的观点，没有对任何问题加以揭示和阐述，但隐约你可以感受到这就是中国的生物科技革命的原生态。

因为她运用了大量的实例，而一盎司的实例比得上一吨概括。里面的一些人物，如杨青，在最近已经离开辉瑞加盟阿斯利康。杨青博士从辉瑞离职，带走了与很多医生和研究人员的联系，也带走了在中国开展研究和临床试验的经验。

如果说，作者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读者亲眼目睹，讲述不仅使阅读枯燥，而且使读者被动地接受信息。展现则让读者自己想象，自己得出结论，经历顿悟。好记者会让被采访者的语言和动作来做这个工作。“让事情发生，而不要讲它是如何发生。”如果做到这一点，读者就能真正走进报道中去。本来横亘于事件和读者之间的记者消失了。

文章的结尾尤其耐人寻味，“中国其他的高科技园区同样能成功么？中国的生物科技能在一个层面上与美国竞争吗？仅凭我乘车回家的这段时间内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仅凭我乘车回家的这段时间内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我欣赏她的态度。

一些看似很大的矛盾，在写稿的过程中总希望有人来定论，作为记者，又怎么能够说得清？

祝各位新年进步。

中国科学革命

Rebeeca Kanthor

为了更深入了解中国东部生物科技的蓬勃发展，我到了中国最大的药品生产和出口基地——泰州。泰州是中国东部一个三类港口城市，距离上海约300公里。推土机和建筑工人正在大兴土木，而三年前，农民们还在这方圆10公顷上的土地耕种。

中国医药城（CMC）的建造始于2006年，现已完成五分之一。由于我是在春节前几天来的，这里比较安静。我们的车旁仅有一辆电单车在行使。

尽管CMC还在初级建造阶段，已有许多大楼拔地而起。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在此设立办事处，且有200家公司迁入泰州。在今后10年间，将有1000家企业进驻。

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整个城市将以生物科技和医药行业为基础。一个医院、豪华别墅、公寓楼、研发中心、咖啡馆、一个四星级酒店——这些都在蓝图中。

泰州目前最大的阻碍是引进能够将这个城市转换为一个创新基地的人才。泰州距离上海很远，但政府正在解决交通问题。一条新的直达高铁贯穿首都北京和泰州，这或许部分应该感谢胡锦涛主席是泰州人。下午6点乘坐这列高铁，第二天上午7点即可达北京。另一条高铁将在两年内完成，届时将缩短到上海的时间到一个小时。

1月份时，泰州开始建造机场，预计将在18个月内完成。

我的导游指给我看CMC的缩略图，在大屏幕下应找出无数大楼的模型，看上去就像“乐高”的梦幻世界，整个城市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这一梦想，是通过政府各界领导人的支持得以实现的。在前面几步，我们可以看到支持CMC发展的政界领导人的大幅照片陈列在门口处。我的导游提醒我说：“我今天见到江苏省的副省长路过这里。”

很快，我便和CMC的“市长”何榕交谈起来，我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梦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我们并不是在建造一个高科技园区，我们是在建造一个城市。这是一个完整的项目。”他说道。他从一开始便参与到了CMC的开发中。

他的语速很快，正如中国许多政府官员的说话方式，言谈中有许多药店，语气抑扬顿挫。他招待来宾的俱乐部有四个装饰华丽的私人宴会厅，分别具有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不同风格，从而确保来宾无论从何地来，均能宾至如归。

他的步伐矫健，目的明确。午餐期间，他与外国商人谈笑时候仍电话不断，并有一名省级政府官员拜访。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与他交谈，无论是希望向他就开发CMC给出建议，或是希望能够在快速发展的园区内驻留。

他希望能够参与竞争，但不希望中国被视为一种威胁，“我们希望赶上美国，但不会压倒美国，”他说道，“我们正在学习美国的成功经验，我们得到了政府国家级的高度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

何荣相信CMC所尝试的是一项新的事物。“为什么各位来到这里？”他问道，“我们所做的是不一样的事情，其他人在建造的高科技园区，说的是‘我会卖给你一片地。’”但何榕的观点不同，“我必须带着科学家的梦想并让它成为现实。我们在这里是为科学家效力的。”

风景和星巴克

离开CMC，我乘车3小时到了上海。从快速发展的农村到城市，马路上的车辆列成了长长的一排。为了消磨时光，我跟同乘的旅客交谈开来。这名旅客是一位美籍华人博士兼首席执行官，他在那天下午与何榕见面。“这是我第三次去CMC了，”他说道，“我既看到了让人振奋的一面，也看到了一些潜在问题。”他担心由于泰州的地理位置很慢吸引人才长期在CMC工作，而且认为要等5年到10年以后才能看到效果。

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因被何榕接见而激动，因为“你是在和决策者对话，且他和你的视角是一样的。”

在上海，我乘坐地铁到2号线的终点站。我要去的是张江高科技园区，这是政府相关的开发项目，园区内已满是生物科技公司。

携带笔记本电脑的乘客下了地铁后座上往返班车——一辆具有未来气息的******头列车。列车在园区的软件、半导体和生物科技区的站点停靠下客，总路线长度为25公里，横跨各条以科学家命名的道路，如哈雷路。跨国公司和本地大学学院之间只有咫尺之遥。

尽管园区应是一个繁忙而喧闹的地方，围绕园区的6车道马路上仅有来回的班车在行使。这是只有在上海郊区能够看到的场景，而市区的道路通常是拥挤的。我穿过感恩教堂，不远处能看到几个便利店和一个星巴克，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不是住宅或办公区域的地方。

在张江，80%的工作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而殷宏并不能算他们中的一位，但也差不多。作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副总经理，他曾经亲历园区从1996年起的成长，见证了它从主导轻型制造业到主导高科技的转变过程。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 殷宏告诉我道，“中国人希望得到与美国人相同的医疗标准。我们相信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药物能够造福中国人民。”

中国快速发展的医药市场是上述行业转变的一个原因。“国人不断增长的需求是外国公司的最大商机，” 殷宏说道，“这是外国公司喜欢在中国做生意的原因。他们拥有市场和合适的人。”但他认为中国的患者都很理性，不会只关注外国的品牌。“美国公司需要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开发适合中国人的药物。”

“张江繁荣了”，殷宏说，部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上海早已成为生物科技开发的绝佳地段。管理层的人员均有国际化的背景和视角。规定和监管都是透明的，”他说道，“我们已经与跨国公司建立良好的关系，因此他们觉得在这里做生意是安全的。”

园区的环境，他夸耀道，非常适合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之间展开合作。“我们已建立了一条生态链。”创新技术在这里遍地开花，他还指出过去数年间，已有119家制药行业的总获批进入园区。

殷宏确实是一名好的推销员。他在结束他的介绍时，还告诫那些仍抱有疑惑的人说：“没有抓住此次机遇的人必将在今后输人一步。”

辉瑞

当我问殷宏我还应该和谁谈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杨青（Steve Yang）。杨青是海归的代表人物——海归是对出国留学后回国工作的中国人的叫法。

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杨青离开中国到美国留学，并在18年后的2006年以辉瑞亚太区副总裁的身份回国。“在那时，中国的研发还处在艰难阶段,”他回忆道，“当我还在上海读大学时，张江四处是农田。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真是奇迹。”

杨青说现在的经济环境使他联想到不同时期的美国。“我觉得市场充满活力，就像我在90年代看到的硅谷。那时充满机遇，企业家也受到尊重。”他回忆道。

今天，杨青在中国感受到了美国所不具有的那份激情。“在美国，氛围冷冷清清，生物科技行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杨青说，“在中国，有几种因素推动发展。政府为基础研究提供资金，这确实令人觉得创新标准在逐渐提高。”中国的生物科技并不像美国那样定义严格，且在中国，生物科技的界限是模糊的，它混合着新药合同研究组织（CRO）、基础研究团体和综合研究公司。

杨青说，海归是繁荣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的重要因素。“这些海归具有创新理念和知识。我经常开玩笑说这里是一个迷你的新泽西州加上东海岸。你在这里会遇到许多和我一样的人，因为许多科学家——特别是资深科学家，曾在美国或学术界工作的人。在任何高科技研发中心内，你可以看到很多海归，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且联系紧密的圈子。”

杨还强调说现在仍有一些因素使得你在中国工作变得不方便。

首先，从美国进口试剂需要几周的时间。空间同样是个问题，因为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被塞得满满当当了。

“所以新公司不得不去其他地方落脚或等待空席”，杨青说。“我们实在没有地方了。”

开发医疗器械

在离开杨青的办公室后，我开始逛园区。殷宏的助理建议我找一家新设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谈谈。

TY Hu在美国的时间接近有20年，回国后，他与4名同事共同设立了一家医疗设备研发中心。

TY Hu又高又瘦，身穿卡其裤，一件长袖T恤和一件宽松的羽绒背心。他虽然靠着椅子，但谈到他的工作时，依然很兴奋和率直。在医疗设备行业，Hu认为早先进入是对公司有利的，他预测，“在5年间，市场将充满像我们一样的研发中心生产的医疗器械。”

Hu告诉我中国的潜能把他拉回国。“仅凭中国的人口，就对任何产品具有吸引力了，”他说道，“我这个行业的市场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不但如此，Hu得益于其海归身份和美国公民的身份。“我们踩在线上，”他说，“当我们需要法律保护时，我们是外国人。当我们需要政府拨款时，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东部的城市都迫切希望跳上生物科技这辆大车，且不同的地区出台不同的激励政策。Hu说：“如果你在苏州或无锡，他们会给你很多激励：低成本，甚至是免费的土地，让你设立公司或作为股权获得银行贷款，初始资金和授权。离上海越远，获得的鼓励政策越多。”

尽管有这些福利，没有公司能保证成功，例如，Hu说，对于小公司而言，中国的运营成本并非一直有竞争优势。由于基础供应不能到位，他不得不依赖进口，而对于加工而言，由于劳工成本低，所以看起来比较低廉。但同时技术成本区花费更多。

然而这些挑战不能阻挡Hu。“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市场，晚进入市场的代价太大了。早进入市场时我们在这里的原因，而并非一贯处于成本的考虑。”他说，“我们的成功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当地生存下来。”

同时，当地市场缺乏医疗设备行业的人才，因此，Hu还要依赖来自美国的研究人员。

探寻新药合同研究组织

我想了解当地新药合同研究组织如何区别于一家跨国公司的研究组织，因此，我到了桑迪亚，希望和王小川进行交流。在寒冷的办公室里，王全身裹着冬衣。桑迪亚的首席执行官看上去就像你的一位友好的姑妈。

她说起她的公司时就像在说她的家人，但她还具备直截了当的商业理念。她在90年代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来到美国，之后便进入了生物科技领域。当她觉得时机成熟时，她回到了中国。“我看到环境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在改变，政府在改变，所以我相信历史性的机遇来到了，尽管我在美国有体面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我还是回到了祖国。”她说，“无论你的母亲如何丑陋，”她坦率地说，“你仍然爱她。所以，虽然我们很多已拿到美国身份，我们仍然与祖国有着这层联系。我们在这里有亲人和朋友。我们仍然挂念。”

王小川认为中国的生物科技要赶上美国仍有一段路要走。大多数本地公司不过才成立几年，缺乏药品研发经验。“药品研发，需要经验。”王强调说。

王说中国制药业需要本地创新。“你可以通过从中国的制药公司生产出来的新药数目判断，这是一个很好的预示。如果他们只是生产仿制药，那只是在复制，不是一个真正的制药行业。”虽然，中国的新药很少，王小川预见到了改变：“我听说有许多，或许是上百种新药正在研发。”

作为一家本地公司，桑迪亚曾到过张江高科技园区。“张江政府好的方面在于他们真的喜欢学习，而且他愿意帮助和支持我们。”王小川告诉我，“他们经常到我们公司问我们，‘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我们能帮助你们？’”

但是，王不满意的是那里是郊区。“我希望那儿的文化生活水平能够改善，可以提供更多便利和更高层次的生活水准。我们除工作以外还需要有好的生活。这非常重要。”她说。

中国的生物科技发展越来越繁荣，美国人需要担心么？“我认为，美国应该为此高兴而不是担忧，”王说道，“科学是无边界的。任何国家开发出来的重要技术应造福全世界。”她说的时候像一个真正的外交家。

从水稻到罗氏

为了了解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发生的变化，我采访了罗氏公司。

自1994年搬到张江高科，罗氏是第一家落户张江高科的企业。在那时，张江高科技园区还在一片水稻田里。在中国完成学业后，Andreas Tschiry回到了瑞士，但觉得生活无趣于是又回到了中国。这次是作为罗氏中国研发中心的总经理。

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工作，对于罗氏而言是一个很好的经历。Tschiry 说：“我们得到许多支持，这里对于各种问题都是坦诚公开的，这些是我在西方未曾见到的。”

Tschiry预测了许多问题，“中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新国家。”他称，“但我看到，这种崛起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惧。我认为我们应该专注于合作，而不是继续持有偏见的态度。” Tschiry说，他的语气带有责备。“医疗行业应该服务全人类，如果我们只是强调竞争，我们错过许多机会。”

谈到中国生物科技的将来，Tschiry保持着慢而稳的语调。“我为生物科技的发展感到兴奋。但我的是理性的兴奋，”他说，“你是这里的合作伙伴，你必须支持你的份额，并扮演好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角色。在过去数年间，有得到快速发展的方面，有需要继续努力的方面。”

颇具风险的回报

在回家前，我穿过街道去拜访张江高科的一位全能明星——记黄埔医药公司总裁杜莹。当我进到杜莹的办公室时，我看到墙上摆放着有她照片的《福布斯》杂志。她站在办公桌旁，正对着手机说话，耳边挂着蓝牙。

她的话语间断但直击要点，且富有深意。2001年，她离开了辉瑞，开始在中国创立公司。回忆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转变，杜说：“那时，许多人对中国创新研究的能力表示怀疑。现在，人们相信这里是研发的地点之一。因为有有利的配套设施，你看到许多人都回国了。”她说，“风险投资业来到中国。市场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

作出回国的决定，对杜莹来说并不容易，“我从没有想过我会回来，我整整考虑了6个月，才决定接受这份工作。”她说，“这并不是出于好奇和冲动。我希望我能创造影响力，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我成为了第一批回国的海归。”

开始时是比较困难。“我们回来时，张江这里非常偏远。”杜莹回忆道，“你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多资源。”但同时，这又带来了更多的创新空间。杜说：“你将拥有什么比你已经拥有什么更重要。那种希望，那种激励，推动着许多人。”

即便在将近10年后，她说作为一位开拓者仍需要付出很多。“直到今天，你依然是在位这个行业铺路，这将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

生物科技行业比起几个高科技园区所能包含的内容要大得多，杜莹认为，但在中国发芽的一些生物科技高科技园区有点被误导了。“这并不是必须的，且可能是一种浪费，”她说，“从政治角度来看，各地方政府给予支持是件好事。但底线是：你有基础设施么？你有足够可以支撑的资金么？你有吸引力吗？”她的建议是：“变的不同，不做同样的事。”

我走回到******头列车时，感觉到张江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中国其他的高科技园区同样能成功么？中国的生物科技能在一个层面上与美国竞争吗？仅凭我乘车回家的这段时间内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explosion of biotechnology in eastern China, I take a trip to China’s largest production and export base of medicines, Taizhou, a third-tier coastal city almost 300 miles from Shanghai. Just three years ago, where the bulldozers and construction workers now shift piles of dirt, farmers once tilled 10 square miles of farmland. Construction for the massive China Medical City (CMC) began in 2006, and one fifth has been completed. As I visit just before the Chinese New Year break, the place is quiet. The only vehicle on the road besides ours is a lone electric bike.

Despite CMC’s beginning stages, many buildings already have popped up. China’s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s opened offices here, and 200 companies have moved in. In 10 years, there will be 1,000. It’s an ambitious project; an entire city based on the bio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A hospital, luxury villas, apartment complexes, R&D, cafés, a four-star hotel—it’s all in the blueprints. Taizhou’s biggest obstacle for now is bringing in the people who will transform the city into an innovation capitol. The city is far away from Shanghai but the government is tackling its transportation problem head-on. A new direct high-speed train line runs to the capital, Beijing, perhaps thanks in part to the fact that China’s President Hu Jintao hails from Taizhou. Hop on at 6 p.m. and you arrive the next morning at 7 a.m. Another high-speed train line is in the works and will be finished in two years, shortening the commute to Shanghai to one hour. In January, ground was broken for an airport that will be finished in 18 months.

My guide points out a scale model of the CMC, and tiny buildings light up in sync to the wide-screen video blasting out facts and figures behind it. It looks like a Lego dreamland, an entire city laid out below us. But it’s a dream that’s being made possible through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 leaders from the national on down. That becomes apparent just a few steps away, where large photos of politicians who have supported the CMC’s development line the room’s entryway. In case I haven’t gotten the message, my guide adds for emphasis, “I saw the vice governor of Jiangsu province walking around here today.”

Soon, I’m talking to He Rong, the “mayor” of CMC, and I can see that this dream is a well thought out one. “We’re not building a high-tech park—we’re building a city. It’s a complete package,” he says. He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MC from the start.

He talks fast. In the manner of many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hina, bullet points pepper his speech, which rises and falls in exaggerated cadences. The clubhouse where he entertains his visitors has four ornately decorated private banquet rooms, in Chinese, Japanese, American and European style to make sure his guests feel comfortable wherever they’re from. He walks briskly, with purpose, while juggling a banquet lunch with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with numerous phone calls and a visit from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ficials. Everyone wants a word with him, whether to give advice on how to develop CMC or to gain a foothold in the fast-developing park.

He wants to compete but doesn’t want China to be seen as a threat. “We want to catch up to the U.S. but not overtake them,” he says. “We are studying the U.S.’s successes and we have top government support at national levels—that’s really important.”

He Rong believes the CMC is attempting something new. “Why is everyone coming here?” he asks. “We’re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here. Everyone [else] is doing high-tech parks, saying, ‘I’ll sell you a piece of land.’” But He Rong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I have to take the dreams of the scientists and make it reality. We’re here to be the maids for the scientists.”

Scenery And Starbucks

Leaving CMC, I embark on a three-hour car ride to Shanghai. As we alternate between zipping past farmland and the occasional city and sitting in long lines of tra c, I pass the time by chatting up my fellow passenger, a Chinese-American doctor and CEO who met with He Rong that afternoon. “ is is my third time to CMC, he says. “I see both excitement and potential trouble.” He worries that it will be di cult to attract talent to stay long term at CMC because of its remoteness, and says the results won’t be visible for  ve to ten years. But regardless, he is jazzed up from his audience with the “mayor” because “you’re talking to the decision maker, and he has the same vision [as you].”

In Shanghai, I board a subway train and ride out to the last stop on Line 2. I’m heading to Zhangjiang High-Tech Park (ZJHTP), a government-associated development  lling up fast with biotech firms.

Passengers carrying laptops jump off the subway and onto a shuttle—one with a futuristic bullet train design— that makes stops around the high-tech park’s software, semi-conductor and biotechnology neighborhoods, spanning 25 square kilometers and crossed by streets named after scientists like Halley. Multinationals and local university departments are all within a short walking distance of each oth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ark is a busy and bustling place, the six-lane roads around it feel empty except for the shuttle, a sign that I’ve made it to the edges of Shanghai, a teeming metropolis whose city center is usually packed with cars. I pass the large THanksgiving Church, but beyond that, a few convenience stores and a Starbucks are all I see that isn’t housing or o ce space.

In Zhangjiang, 80 percent of the workers are under the age of 35, and while Yin Hong isn’t quite one of them, I think he could pass for one when we meet. As ZJHTP’s vice general manager, he has seen the park grow from its start in 1996 and watched it switch focus from light manufacturing to the high-tech sector.

“As China’s economy develops, people’s needs for healthcare are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Yin Hong tells me. “Chinese want to have the sam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as Americans. We believe that America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can beneFIt Chinese people.”

China’s fast growing medical market is one reason for the swi development of the sector here. “tHe increased demands of people in China are a big opportunity for Western companies,” Yin Hong explains. “That’s the reason why overseas companies love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They have the market and the right people.” But he believes that Chinese patients are savvy enough to not just look to a foreign brand name. “There’s a need for R&D in China for U.S. companies, because medicines need to be made more suitable for Chinese people.”

Zhangjiang has thrived, Yin Hong says, partly due to its location. “Shanghai has already become a very good place for biotech development. Management people hav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re transparent,” he says. “We have built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ultinationals, so they feel safe doing business here.”

The environment at the park, he brags, is ripe for cooperation, with larger companies working together with smaller companies. “We have formed an ecology chain.” Innovation is starting to breed here, he says, pointing out that 119 new drug patents have been approved in the past few years.

Yin Hong certainly is a good salesman. He ends his pitch with a warning for those still in doubt: “Whoever doesn’t jump on this opportunity might lose out in the future.”

Pharma From Pfizer

When I ask Yin Hong who else I should talk to, Steve Yang’s name is one of the first to pop up. He’s the quintessential sea turtle—the nickname given to Chinese who went abroad for study and are now returning in droves to capitalize on opportunities here. As a young college grad, Yang left China for the U.S., and returned 18 years later as Pfizer’s vice president, head of R&D, Asia, in 2006. “At that point, China was very di erent,” Yang recalls. “When I went to undergrad in Shanghai, [Zhangjiang] was all farmland. It’s almost a miracle to se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gress so fast.”

Yang says the environment reminds him of a different era in the U.S. “I think the environment is vibrant. It really feels like Silicon Valley [when] I was there in the ’90s. During that time there was a lot of optimism. Entrepreneurism was respected,” he remembers.

Today, Yang feels an excitement in China that the U.S. lacks. “In the U.S. the mood is sober because the biotech industry is facing constraints,” Yang states. “In China, there are several factors driving the growth. There’s government funding for basic research. It does feel like it raises the innovation level.” Biotech in China is not as strictly defined as in the U.S., Yang adds, and in China boundaries are blurred, incorporating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CROs), basic research groups and integrative research firms.

The sea turtles, Yang say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to China’s biotech boom. “There’s a very strong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intellectual rigor. I often joke this is a mini New Jersey plus the Eastern Seaboard. You bump into people like myself, as many scientists—especially senior ones—have worked in the U.S., or in academia. Anywhere you have critical mass of high-tech R&D you see the returnees. It’s actually a very small and tight-knit community.”

Still, Yang emphasizes that there are some stumbling blocks that make working in China inconvenient for now. For one thing, importing sample reagents from the U.S. can take a few weeks. Space also poses a problem, because ZJHTP is full. “So new companies have to go somewhere else or wait for vacancy,” Yang points out. “We’re literally running out of space.”

Developing Devices After leaving Yang’s office, I return to walking around the park. Yin Hong’s assistant suggests that I speak with the CEO of a young startup. After spending close to 20 years in the U.S., Ty Hu returned to China to found a medical device R&D center with four colleagues. Tall and lanky and dressed in khakis, a long sleeved t-shirt and a pu y down Southpole vest, he’s laid back but speaks excitedly and candidly about his work. In the medical device sector, Hu thinks being an early player will give his company an advantage. “In five years, the market will be populated with devices from centers like ours,” he predicts.

Hu tells me that China’s possibilities pulled him back. “The sheer size of the population is incredibly attractive for any product,” he remarks. “The market for my area is growing at 30 percent year over year. Nowhere in the world can you find that.”

Moreover, Hu reaps the benefits of both his returnee status and U.S. citizenship. “We step on the boundary,” as he describes it. “It’s an important advantage. When we need legal protection we’re on the foreign side. When we want state grants we’re on the Chinese side.”

Cities in eastern China have been eager to jump on the biotech bandwagon, and different areas offer various incentives. As Hu explains: “If you’re in Suzhou or Wuxi, they give you a tremendous amount of incentives: low-cost, even free land so you can build your offices or use as equity to get bank loans, start up funds, grants. The further away from Shanghai you are, the more incentives you’ll get.”

Even with all the handouts, no company is guaranteed success. For example, Hu explains that operating in China is not always cheaper for smaller companies. Basic supplies are not available, so he has to rely on imports. Manufacturing, on the other hand, is cheaper because of lower labor costs, but technology costs more. Still, the challenges aren’t stopping Hu. “It’s really the market. We can’t afford to come in late. Being here earlier is the reason we’re here, not cost,” he says. “Our success depends on whether we can survive locally.”

At the same time, the local area lacks the needed talent in medical devices. So Hu depends on researchers from the U.S.

Exploring A Cro

I wanted to get a sense of how a local CRO’s experience differs from a multinational’s, so I headed over to Sundia for a talk with Wang Xiaochuan. Bundled in a winter coat inside her chilly office, Sundia’s CEO looks like your friendly auntie, and she speaks of her company as her family, yet she also possesses a straightforward business sense. After going to the U.S. as a UNESCO fellow in the 1980s, she entered the biotech field. When she felt the time was right, she returned to China. “I see the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people’s minds are changing, government is changing, so I believe the historical opportunity is here, even though I had a decent job and good life in the U.S.,” she explains. “It doesn’t matter how ugly your mother is,” she puts it bluntly. “You still love her. So a lot of us are American citizens but we still have this connection. We have relatives and friends here. We still care.”

Chinese biotech has a way to go before it catches up with the U.S., Wang believes. Most of the local companies are just a few years old, she notes, and lack experience doing drug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For drug development you need experience,” Wang asserts.

Wang says the industry needs local innovation. “You can see how many new drugs come from Chines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could be a good indicator. If they’re just doing generic drugs, just copies, that’s not a real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lthough China has not produced many new drugs so far, Wang foresees a change: “In the pipeline, I hear there are lots, maybe hundreds.”

As a local company, Sundia has had a positive experience at ZJHTP. “The good part about Zhangjiang’s government group is that they really like to learn, and they want to help and support us,” Wang tells me. “They often come to our company and ask, ‘What can we do for you guys? How can we help you?’” But Wang isn’t so happy with the cultural desert that is the suburbs. “I wish that the cultural life here could be better and provide more convenience, and a higher level lifestyle for us. We need some life in addition to work. That’s important,” she says.

 

 

Should Americans be worried about China’s biotech boom? “I think America should be excited rather than concerned,” Wang says. “Science never has boundaries. Any country which has developed great technology is a benefit to the whole global society.” Spoken like a true diplomat.

From Rice To Roche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ZJHTP, I visited Roche, the first company to move into ZJHTP in 1994, back when the park was still in the midst of rice paddies. After studying in China, Andreas Tschirky returned to Switzerland but felt so bored that he was inspired to come back to China, this time as the Roche R&D Centre China’s general manager.

Working in ZJHTP has been a good experience for Roche. As Tschirky describes it: “We had much more proactive support and openness to problems … than I have ever observed previously in the West.”

Still, Tschirky expects even more ahead. “China will become a major innovator in the future,” he claims. “What I see at the moment is a very fearful attitude in the West. I think we should focus on partnerships [rather] than maintaining this very biased attitude,” Tschirky says, with a hint of chastisement in his tone.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has to serve humanity. If we just emphasize competition, we miss a lot of opportunities.”

Speaking of China’s future in biotech, Tschirky keeps a measured tone. “I’m excited about this development, but I’m excited in a realistic way,” he says. “You are a partner here. You have to pay your fair share, to play your role to be a responsible organization in China.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ve progres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still have to work on.”

A Risky Return

Before heading home, I cross the street to meet one of ZJHTP’s all-stars, Samantha Du, Hutchison MediPharma’s CEO. When I enter Du’s office, I see her Forbes cover shot hanging on the wall. She is standing by her desk, talking on her cell phone with a headphone attachment plugged into her ear. She speaks short and to the point, but full of depth. In 2001, she le a position at Pfizer to start this company in China.

Remembering that transition, Du says, “Back then, most people were very skeptical about China’s ability to do innovative research. Now people believe this is one of the places to do R&D. Because there is the 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 you see people coming back.” She adds, “VCs are coming to China too. The market itself also justifies it.”

It wasn’t an easy decision for Du to come back to China.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It took me a good six months to decide to take [the job],” she says. “There was curiosity. I wanted to make an impact, do something different. So I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group of sea turtles to show up on China’s shore.”

It was tough at the beginning. “When we came back it was very remote,” Du recollects. “You felt you didn’t have many resources.” But there’s more to innovation. As Du points out: “What you have is less important than what you think you will have. That hope, that incentive, drives a lot people.”

Even after close to a decade back in China, she says being a pioneer takes a lot of energy. “You’re still paving the road for the industry. It’s an exhausting place to be.” The industry is bigger than a few high-tech parks can handle, Du believes, but some of the biotech high-tech parks sprouting in China are a bit misguided. “It’s not necessary, it may be a waste, she says. “From the political savvy point of view it’s a good thing for every local government to support. The bottom line is: Do you have the infrastructure, do you have sustainable funding, do you have the attraction?” Her advice? “Differentiate. Don’t do the same.”

As I walk back toward the shuttle train, I believe that Zhangjiang is a success story. But will other high-tech parks succeed the same way? And will Chinese biotech ever compete at a global level with the U.S.? It will take far longer than my ride home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与驻沪记者小康合作的一篇文章，Frank刚把文章修回来，增加了许多专业和关键的说法。特别提及中国的临床前试验数据还未完全被国际认可(如OECD成员国)，这意味着用于全球注册目的临床前的研究将可能在国外进行，值得关注。

一个重磅炸弹的中国接力

一方面是跨国药企寻求研发外部合作的战略践行，一方面是科研院所对于基础成果转化为临床药物的渴求，两者的碰撞或将催生中国的“重磅炸弹”。

6000万美金，有望成为重磅炸弹的一项蛋白抗肿瘤药物专利，这是赛诺菲-安万特日前与上海生命科学院所开展的一项合作交易。通过签订专利与技术许可合同，赛诺菲－安万特公司已获得上海生科院的授权，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开发该项抗肿瘤新药物。

赛诺菲与上海生科院的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有如一场研发接力，充分体现了药物研发的全球化分工合作。在一个“重磅炸弹”可能形成路径的背后，除了凸显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联盟意义，对于中国而言，随着全球药物同步开发进程的加快，需重新审视在创新链条上的角色定位，而后期临床出开发能力以及整体创新环境迫待加强与改善。

最好的时间点

“这是对我们实行合作式研发战略的最好鼓励。” 赛诺菲－安万特全球研发副总裁、亚太研发总裁江宁军难掩兴奋。两年前，赛诺菲-安万特与上海生科院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锁定在糖尿病、癌症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领域开展合作研究。而此次专利许可就源于双方在肿瘤领域的研究进展，是一项由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发明的蛋白抗肿瘤药物专利技术，作用机理在于阻断肿瘤的血管生成，有望治疗多种癌症，其中包括肝癌等在中国高发的癌种。

“做基础研究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生科院对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多年的基础研究工作，已有一定基础。与企业的合作，加速了开发进程。”上海生科院副院长吴家睿指出。

据了解，该药物是针对新药耙的首创新药，是癌症治疗领域的突破，该项原始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范围将涉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这意味着如果研究获得最终成功，该成果可望成为癌症治疗领域的新的重磅炸弹。

良好的前景吸引赛诺菲－安万特下注。根据合同约定，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发明的蛋白抗肿瘤药物的专利与技术授权赛诺菲－安万特公司实施， 6000万美元并不是一次性付清，而是先付一笔入门费，然后按照每一阶段的进展支付，当所有临床指标和注册完成后6000万美元全部支付完毕，之后生科院还将每年获得一定百分比的销售额提成。

事实上，这正是体现效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国际惯例。原上海生科院副院长，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甘荣兴评价说：“根据化合物的重要性，创新药的价值会随着研究上市进程的进度而梯级上升。如抗肿瘤药，一个新化学体完成临床前的价值大约在500万美元，临床I期完成的价值大约在1500～2 000万美元。最后卖给国际大型制药公司的价格有可能高达2500～5000万美元。因此，这种合作模式对于中国科研单位而言，必须运用知识产权战略，辅助那些资金来源困难的研究项目做一些早期临床研究使项目增值，既能卖得好价钱又不会卖得太早。”在他看来，此次上海生科院对项目的转让正处于一个最合适的阶段，而且在没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按数据的情况下能卖到6000万美元价格很合理。该药前期发现全部在上海生命科学院进行，专利转让后由赛诺菲－安万特进行全球开发。

“我们正在为临床试验做准备工作，包括对该生物制剂的制造和质量控制的开发以及临床前安全评价等。”据江宁军透露，从临床前到进入I期临床研究大致需要两年的时间。在进展顺利的前提下，药物的最后上市会在十年以内。

后期开发待突破

“我们科研机构擅长的是前期基础研究，现在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转化，即怎样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结合起来，尽快的把基础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这就需要与企业进行合作。而对企业而言，要实现在短时间内最有效的研发，同科研单位合作是个非常好的方式。未来大型企业与生命科学研究院所的联盟是一个必然发展方向未来”吴家睿指出。事实上，上海生科院目前已有一个20多人专业从事知识产权转让的团队，该团队人员构成都有生物医药或法律背景，全程跟踪科学家的药物发现，专门进行项目评估、申请专利及洽谈项目。

据了解，上海生科院对此项目的运作完全按照美国产学研的模式在进行，该交易也被业界视为非常传统和经典，“科学发明不等于有专利，有专利不等于能许可。首先科学发现要全球认可；第二是要拿到全球知识产权；第三是卖一个好价钱。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甘荣兴说。

正如江宁军所指出的：“中国科研院所前期药物筛选能力很强，而跨国公司则有后端的药物开发优势，有强大的临床研究团队，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模式。”甘荣兴相信“这种交易会越来越普遍，体现了药物创新的分工合作。”在他看来，这种交易的买家主要将集中在跨国企业，原因在于“跟整个研发水平有关，这种药物后期全球开发需要国际化运作，临床研究也是以欧美国家药品上市注册标准进行，而国企整体水平、资金、人才尤其是政策环境都远远没达到，只有跨国巨头才会有兴趣和实力将如此早期阶段的化合物收入囊中。”

对江宁军而言，目前最迫切的是推进临床前研究的GLP进程和国际有关组织的认可。由于中国的临床前试验数据还未完全被国际认可(如OECD成员国)，这意味着用于全球注册目的临床前的研究将可能在国外进行，“中国早期药物发现能力、化学合成能力非常强，但是从前期到临床研究前这一阶段，与国际还存在差距。”

据透露，目前赛诺菲正同步在中国、其他亚太国家及其公司内部进行安全评价性实验，尽快推进首次人体试验是目前的重点。

江宁军认为，从临床研究的阶段来看，跨国公司不会出于成本的考虑将首次人体试验阶段放在中国操作，因为其投入与Ⅱ、Ⅲ期大规模的试验相比是非常低的，而且可供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很多。

但如果中国能够更早地参与一个新药的前期研发，将更早地介入到后面的Ⅱ、Ⅲ期试验，因为整个新药开发是连贯性的。

“如果中国仅仅是参与Ⅲ期，只是入组病人，实施试验，那么中国就成了一个巨大的CRO，整个试验的核心没有带到中国，在知识层面和理念上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在这一层面上，我们希望中国能参与全部的开发环节，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新药可以完全从中国产生。”江宁军说。

据介绍，不久前升级为亚太研发中心的赛诺菲上海研发中心将调动其亚太临床资源，完全以欧美药品注册标准进行后期开发。

“中国需要在创新链条上定位角色，加强后期开发能力。如何在发达国家完成临床试验，实现数据认可和销售分成，对于那些具有独家创新品种的研发企业和科研院所来说，我们的路还有很长。”甘荣兴指出。

发改委加快调整原研药价，总部记者小范围讨论后便将选题丢给在北京参加RDPAC会议的记者。RDPAC的口径如下：

国际对比我国仿制药出厂价格为国际总体价格水平的22%- 30%，以其价格为基准来调整原研药价格将抑制行业质量体系投入，不利于我国医药市场和制药产业的健康发展。而以仿制药作为价格调整的基础的前提是二者具有相同的质量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与仿制药不同原研药在研发、临床经验证、药物警戒、进口原料辅料、管理成本上投入巨大，而仿制药的开发、生产和上市后在产品质量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远远低于原研药企业。

他们总喜欢叫，而且总在叫穷。

中国医院用药如果以质量取胜，原研药降价对于国产药来说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反而更增加了外企的价格竞争优势，有业内人表示，降价的都是老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促进外资加快把新产品带入国内。

DJ在网上抓狂中。我对药价制定没有研究，但觉得一个政策的出台，都有应该有实际的调研基础支撑。

由此联想起上周在北京与冯毅谈及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国家的卫生医疗问题，原研和仿制应该怎么博弈，比如，在北美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国情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很相像，美国国家战略是从政府到市场手段都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用原研带动仿制来解决国民用药问题，然而加拿大历史上至今从来不搞创新，全国都用仿制药，国家采购。中国对原研药的需求究竟有多大？

同时发一篇摘译自《自然》杂志的60年创新药总结报告。我国新药审批报告制度刚刚建立，历史性回顾与总结任重道远。

六十年药物创新的教训

Bernard Munos  姚立新 编译自《自然》杂志

摘要：尽管药物研发投入之多前所未有，FDA批准的新药数量却一直很低。分析1950年以来FDA批准的1200种新药的公司的数据，了解这些公司的药物创新经历，有助于了解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分析显示，在1950～2008年期间，制药公司新药推出数量基本上维持不变。这显示出，与一般的认识相反，新药推出数量并未降低，只不过反映了当前研发模式的局限性。这些发现的影响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制药业应该何去何从？

从1950-2008年，FDA一共批准了1222种新药（包括新分子实体药物或新生物制剂）。

尽管在此之间，药物研发投入急剧增加，然而每年批准的新药数量并不比50年前更多。事实上，2008年美国只批准21种新药上市，远低于确保制制药行业未来前景的需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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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年，FDA批准19种新分子实体和6种生物制剂，译者注。

对60年来FDA批准的由这些公司开发的新分子实体药物和新生物制剂的分析表明，工业界推出新药的速度一直保持恒定，尽管每家公司的数据有所变化。

令人惊异的是，工业界在过去60年间所做的一切并未对新药推出的速度有所影响：不论是大公司或小公司、专注于小分子药物或生物制剂与否、以及是否在21世纪或是上世纪50年代运作，推出新化学实体的速度是恒定的，通常每年低于一种。

随着每一种新分子实体药物的开发成本飙升至数十亿美元，引发了对这个行业研发模式可持续性的疑问。也引起对重大兼并收购合理性的质疑，原因在于这些并购并未对新药推出产生作用。

如果要摆脱呈线性的新药推出和研发经费快速增长带来的压力，制药公司需要更大胆的重新设计研究组织。

新药推出速度

FDA从1950-2008年批准的1222种新药中，1103种是小分子药物，119种是生物制剂。图1a显示了每年批准的新药数。

乍看之下，没有明显的模式，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出细微的趋势。

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趋势线基本上是平的。在接下来的15年间，曲线轻微上扬，在《处方药用户收费法》（the 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 ，PDUFA)制定4年后的1996年，达到顶峰。

1996年之后，每年新药批准数量又回复到之前的水平。分析认为，1996年达到高峰是由于FDA在新批准的PDUFA法帮助下处理积压未办的申请所致。尽管这可能起作用，但也可能与其它因素有关。

第二个趋势是，生物制剂获批并未像新技术一样出现预期的起飞。

参与者众，成功者寡

2009年，美国超过4300家制药公司参与药物创新，但从1950年以来注册过至少一种新分子实体药物的公司仅有261家（为6%）。

在这261家公司中，只有32家公司在60年间发展至今；其余229家公司经历了失败、并购，或是在并购中诞生的新公司，导致整个制药行业发生可观变化。

这261家公司中，仅有105家公司还存在，而其它135家公司在并购中消失，19家公司破产（参见图1b）。

尽管经历了大浪淘沙的变化，仍有32家公司在这期间存活下来。这个事实说明，存在持续创新的途径。

这一群体中，包括23家尽管规模小但能找到生财之道的公司。一些公司高度关注某一特殊疾病或治疗领域（诺和诺德、辉凌、Grifols、优时比、远藤制药和普渡制药）；一些公司除药品外，还经营产品和服务（博士伦和眼力健）；一些公司在本土市场深耕（武田、参天制药、卫材、Angelini制药、Orion公司）；一些公司属于大型联合企业（勃林格殷格翰、苏威、百特和Carter–Wallace公司）；一些公司专注于通用名药物（梯瓦和美信公司）。

21家公司获批的小分子药物占1950年以来FDA批准的小分子药物的一半，但这些公司中有一半已不复存在。默沙东领衔产出最多的公司，有56个新药获批，礼来和罗氏紧随其后，分别有51和50个新药获批。很多大型制药公司估计，平均每年需要有2～3中新分子实体药物，以实现增长目标，事实却是这些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能够接近这一水平。

新分子实体药物开发成本

几十年来，新分子实体药物的开发成本一直在增长之中。新分子实体药物开发成本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呈指数增长，年增长率为13.4%。

根据代表大部分大型制药公司的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披露的资料，从1970年以来，研发开支一直以12.3%的平均复合增长率增长。尽管新分子实体药物推出指数因此而停滞，但制药工业产出新分子实体药物似乎更有效率——每个新分子实体成本增加低于研发开支的净增长。

制药工业的表现远比以前出色，大部分制药公司提交的数据符合FDA规定。然而效率增加并未转化成为新治疗药物发现的持续增加。

DiMasi在2000年估计，成功开发每一个新分子实体药物的平均开支是8.02亿美元，生物制剂是13.18亿美元。

这些平均数，尚不包括FDA可能要求的上市后IV期临床研究费用；也不包括在美国以外的市场获得监管批准或获得标签说明增加新适应症批准的费用。

最重要的是，他们假定一种分子在临床试验中的成功率是21.5%,而最近的业界数据显示临床试验成功率仅有11.5% 。

如果根据这些项目和其它通货膨胀与成本上涨因素进行调整（例如根据其它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做出调整），DiMasi估计的每种新分子实体药物的开发成本将大大增加。

这些平均数掩盖了不同公司间潜在的巨大差异。例如，2000～2008年间，辉瑞研发支出总额达600亿美元，9个新分子实体药物获得FDA批准。相比之下，Progenics 公司开发的溴甲纳曲酮（Relistor），2008年获得FDA批准，同期的研发开支仅为4亿美元，远低于辉瑞公司。

由于研发投入以销售的形式回报需要若干年时间，对新分子实体药物开发成本进行估计是复杂的。

在此期间，研发费用应该有所贬值。然而，由于科学和监管使药物研究发生改变，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并不清楚，或者会因时间变化而改变。实际上，专家之间很少能就药物研发投资和贬值的问题达成共识。已发表的研究通常使用4～12年的周期。

制药公司以恒定速度推出新分子实体药物的发现，使得在公司水平上对新分子实体药物开发费用进行简单估计变得可能，将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除以新分子实体药物推出速度。

每种新分子实体药物开发成本低于10亿美元的公司仅占27%。这些数据令人担忧，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以充分了解其意义。

监管有碍创新？

研发费用的增加是为了抵消通货膨胀和监管负担的增加，以及其它可能导致费用增加的因素，例如更高的失败率。195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3.7%,而研发成本年年均增长8.3%,每8.5年翻番。在万络（默沙东）、拜斯停、瑞如林和西沙必利被高调撤市后，这种增长经常被归因于监管机构日益增长的谨慎。

监管对创新影响的现有证据更为微妙。有趣的是，美国国家工程院1983年的一项研究，已经注意到日益增长的监管负担，并表示了对创新成本增加对美国制药行业竞争力造成的破坏和与欧洲和日本竞争者型相比处于劣势的担心。事实却与此相反：这份报告发表之后，美国制药公司超越了国际竞争对手，成为行业的主导力量。

其它同期发表的研究也对这一悖论加以解释。监管要求更多的国家，譬如美国和英国，已经培育出更具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制药工业。

这是因为，严格的监管要求迫使公司对打算上市的化合物更为挑剔。相反，制度更为宽容的国家倾向于推出可能在本土市场获取成功的药物，但通常创新程度不足以在其它市场获得普遍批准和市场认可。

通过使研发更具风险，严厉的监管要求事实上刺激了研发投入，促进了一个研究主导、创新型、由少数公司主导和盈利的市场的崛起。

结论

在过去的60年，制药行业推出超过1220种新药，在改善公众健康和年均延长人均寿命达2个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发模式为成功提供了动力，但也正在消除疲态：成本直线上升、突破性创新减少、竞争激烈、销售增长停滞。这一连串的问题预示了其它行业遭遇的主要挫折。经验表明，各个行业能够在动荡中生存；总有一些公司能找到重塑商业模式的途径，但另外的一些公司则可能就此销声匿迹。

难道药品会有所不同？药品研发正成为很多有潜力使研发模式恢复活力的有吸引力的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在很多传统上被大公司忽视的领域，例如被忽视的疾病和生物防御。

尽管如此，大公司还是提出了一些高度创新的概念。然而，尽管这些试验仍在进行中，但制药业却日益陷入新分子实体推出呈线性并将持续这种状态、推出新分子实体的成本却呈指数增长的夹击之中。

在某些情况下，情况会变得难以为续。这些可能会诱使投资者迫使这个行业发生大规模变化，除非这个行业以强劲的举措抢得先机。

 

 

同事海洋发来一张她拍的照片，告诉我上周她去了韶关，那儿有银杏叶。

接着又发来一句她写的图片说明：

这是迟来的秋天，在北方的11月中旬，哪儿哪儿都已经是白雪皑皑。然而在岭南，只有深入到韶关的南雄，进入深山的帽子峰林场，你才能看到刚刚变黄的银杏叶片，你才知道，这就是岭南短暂的秋天。

然后北京人海洋对我说，真不好意思，其实她有点想家了。

我喜欢她“哪儿哪儿”的说法，她拍照总能给色彩赋予新的生命。笑笑说，想家有什么不好意思，我每天上班以后不到5个小时就想家了。

看健硕昨天写他累了，感同身受。http://home.wangjianshuo.com/archives/20101130_tire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