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去年11月尝试跟盖茨基金会联系， 在曼哈顿咨询公司的王进老师的引荐下，认识了盖茨基金会在北京的新闻部的同事。
写这份采访提纲，看了大概5万字的资料，从采访比尔盖茨到叶雷的文章都不放过 ，写完这份提纲，才发现自己像在讲一个故事，文章和采访也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这是医药界的报纸第一次采访盖茨基金会，从问题设置一开始，就力求从一个与大众媒体不同的角度切入，亮亮相也很不错。
想说的是，这是第一次在采访提纲中较为“高调”地附上自己的照片，加上了单位的抬头，小成成帮我排的版，并转成PDF格式，很正式的样子发走了。
四个月后，得到了叶雷博士和新闻部同事的答复。盖茨基金会也首次走入医药界的视野。
《叶雷：比尔盖茨坚信疫苗的力量》
http://web.yyjjb.com:8080/html/2014-03/14/node_4181.htm
2013年的中国疫苗，不得不提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下称中生集团）旗下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这一事件，让其背后的资助团队——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走入医药界视野。
从2006年盖茨基金会投资中生集团成都所，到目前取得阶段性成功，这些年在硬件改造、资金投入、提升管理水平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合作上，盖茨基金会与中生集团经历了哪些磨合？
2014年2月，我们得到盖茨基金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叶雷博士的答复，他对这一案例及基金会未来在华的疫苗合作进行了解读。
“改变制度、改变环境、改变政策这些更加根本和长远性的事，其实更需要有人做。尤其是资源充沛的政府要改变观念，盖茨基金会将借鉴企业化的运作方式，一定会使目前的状况有极大改变。”
帮助适应国际标准
记者：现在回想这一合作案例，您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叶雷：7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在获得投资后，中生集团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盖茨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
3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备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去年10月，该疫苗正式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这是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首次获得大量供给全球市场的资格，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
记者：这一事件引发了疫苗行业更多思考。中国是疫苗生产和使用大国，但并非疫苗研制、生产和销售强国。盖茨基金会在选择与中国疫苗企业合作时，遵循什么样的评估体系？
叶雷：中国在为本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药物和疫苗上拥有巨大潜力，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并要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这与任何企业寻求进入全球市场一样，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
我们选择了解中国并善于把握国际机会的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开拓全球市场。
一半的钱投在疫苗
记者：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提及，盖茨基金会逐渐从“受款者”向“承包商”转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比如疫苗系统研发，基金会可能召集最好的人才自己组建新的机构来做。基金会未来在中国疫苗领域还有哪些资助计划？
叶雷：比尔·盖茨先生坚信疫苗的力量。他曾撰文说：“疫苗是成本低廉、简单易行的工具，每年能够挽救约140万儿童的生命，并防止数以千计的儿童免于传染病所致的瘫痪或残疾。疫苗是最好的长期投资之一。”
和盖茨一样，我们也对疫苗研发满怀信心。这个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合作伙伴开始在中国涌现。
可以说，“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而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1/4，这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
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如果我们能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中国战略逐步转型
记者：中生集团的成功案例给了中国制药行业很大信心。盖茨基金会锁定的三大领域，以艾滋病、疟疾、结核等致命感染性疾病预防和新药研发为主，但对于临床急需的创新药物，对于中国新药研发创新的国际化投资战略，基金会有否这方面的考虑？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包括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等。大部分的境外非赢利或慈善机构，也都还是帮助中国解决一些重大的健康和发展问题。这个使命在我们基金会至今还有，但在中国的工作却逐步转型——越来越多地探索怎样靠中国自己的实力，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您提及的任何新的研发合作机会，我们都严格按照基金会的标准进行评估。因此我们资助计划的制订是基于具体的战略框架，主要用于研究关键性解决方案和研制目标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地区人们的生活。凡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盖茨基金会都不会考虑提供资助。
商业“投资”为穷人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及，慈善作为一种非赢利的产业，也要讲究产出，应该用一种企业化、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就像管理一个企业一样，要测量需求，设定目标，制定策略，检测结果，收集反馈，然后调整策略。与其他基金会相比，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最大的特点在于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没错，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不过，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方式。而目标人群也是很大的，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
在市场经济里，很少机构会为这些人投资，因为投资回报无法保障。因此，盖茨基金会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我们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和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产业上。
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其实区别不大，但不会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的穷人可以受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远在上游的投资项目而受益，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穷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改善。
战略导向型管理
记者：您在北京办事处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而是和一线员工一起同坐在一间大房间里，您的座位在房间的最后面——并且很高。您能分享一下你的管理风格是什么？
叶雷：我的管理风格是战略导向型。战略计划是衡量工作是否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唯一标准。只有确立了正确的战略计划，才能制定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正确的评估标准，进而取得有据可循的结果。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了解所做的是否真正带来了改变。它允许我们根据所收到的反馈，随时修正工作。制定了正确路线，才能帮助员工和合作伙伴确定途径以实现目标。
记者：在《上海日报》对盖茨基金会的报道上看到这样一段关于您的描写：Ray Yip（叶雷）is a man constantly on the move.His work is non-stop, described in a self-deprecating way as “busy, but always challenging and fun.”这些年，您在中国奔波“做慈善”，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叶雷：我希望帮助中国发挥自身的潜力——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在健康领域的发展已大大改善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推动中国进步大潮中的一份子。
我期待中国生产的药物比任何现有进口的、国际市场上领先制药公司生产的药物更好；并且希望中国生产的健康产品在改善非洲人民生活方面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