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后，不幸肝中毒，黄疸出现，胆红素指标攀升，这一连串的反应很可能与药物引起的免疫相关肝炎有关。据统计，约有5%至10%的患者在使用此类药物后会出现这样的风险，其症状通常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上升，并可能伴随胆红素的同步增高。

然而，广医附属医院第五医院的石兴源医生（我曾报道他和他的团队）当得知我们转至临终关怀医院时，他并未轻言放弃，而是力劝我们迅速返回紧急救治，提议采取洗肝等措施，将胆红素水平降低。他那句“冬青还有机会”，流露出坚定的信念，更是医者仁心与责任担当的体现。

为了照顾哥哥，我挑选了一个高级保温杯，它既能保温汤水，又能稳当地装载饭菜，即便在路途中也能保证食物不洒不漏。我还为他准备了毛衣和暖水袋，希望这些小小的物品能为他带去一丝慰藉。如今，哥哥的全部行囊简化至极——一个杯子、一把牙刷、几件换洗衣物，以及胸口留下的针眼痕迹和手腕上的病人标识码。他曾经是那么辉煌啊，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诗人、摄影师、画家以及哲学家，他的生命曾如此绚烂多彩。

我发誓，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只要哥哥还有一线生机，我就绝不会轻言放弃，与疾病抗争到底。

这两天，我有幸赴大阪参加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CRO分会的活动，学习了日本临床试验行业、CRO行业及监管体系等方面的知识。与国内CRO专家及日本同行进行了交流，还顺利完成了相关稿件的撰写，收获颇丰。

回想起2017年，我第一次来到大阪参加由润东制药主办的日中制药与监管交流会议，那次经历激发了我对日本的兴趣。那时的日本对中国企业而言似乎还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而今，仅数年光景，中国企业在日本的发展已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在国内各大论坛热议出海日本的话题，更有如海和药业、复宏汉霖等中国企业成功在日本上市或开展临床试验，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显著进步。

大阪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纽带。在这里，更有幸重逢了多年挚友英淑，云龙。英淑的热情款待，包括带我去她家附近的温泉放松身心；云龙则带我品尝了当地美食。此外，植村老师虽因拜祭母亲返回大阪老家，但仍抽空与我在车站短暂见面，喝咖啡，聊半小时，这份来自朋友的关怀与温暖，让我倍感幸运与感激。

尽管我每次在日本体验到了许多美好的人情世故，但不可否认，每个文化都有需要注意的方面。基于我的观察，这里有一些客观事实值得分享：

第一，日本社会普遍对金钱持较为谨慎。在涉及出钱时，如请客或让利时，日本人会显得相对保守。这与他们长期形成的节俭习惯有关。相比之下，中国人在社交场合中更大方慷慨，为朋友两肋插刀。

第二，日本人在思考和表达上往往显得深刻和严谨。这既是一种优点，也可能在争论或冲突时让对话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与日本人交流时，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以充分理解他们的观点。

第三，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这不包括认识的所有在日的优秀朋友，而是我在购物、吃饭、与一些在当地的中国人表层交往）中，确实存在一些底层移民可能表现出低素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包括看不起同胞或对国家的不尊重。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应以此来泛化整个群体。我们都有责任提醒这些不良行为。

在亲爱的哥哥住院治疗期间，我非常关注他所使用的每一款药物，从恒瑞医药的伊立替康、拜耳的瑞格非尼到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甚至连他输注的营养液都来自海思科这样熟悉的品牌。这些药品名称与生产厂家，在平日里或许只是报道的一部分，但此刻却承载着家人健康与希望，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回想起以往采访中那些企业家们谈及做药的情怀，他们口中的每一个字句都饱含对患者康复的深切期盼和不懈努力。而今，当这些药物一点一滴地融入至自己的家人里，我深刻体会到了他们当时所表达的那种强烈使命感。

我为自己身处这样一个行业而感到自豪，更为那些致力于研发和生产高质量药品的做药人致以最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