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红整装待发，却未能与她的团队共享成功那一刻的喜悦。10年前独自一人站在北京首都机场，目送着同伴和专家们飞往北海参加天普洛安临床研究结果总结会，丁红有些遗憾，但心里特别踏实。

现在回想起自1996年底全程参与的天普洛安（乌司他丁）治疗急性胰腺炎的上市前临床研究项目，时任天普制药新药开发部项目经理的丁红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幕。试验结果公布总结大会召开的前一天，那是在1998年的9月，因一个小插曲，丁红在最后关头把自己的机票换给了试验的牵头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胡伏莲教授，这位重头人物要在第二天发布一系列关于该产品的研究报告。当丁红辗转从北京经重庆至北海时，会议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应对突发事件。”缺席的遗憾长留在心上，也化作了丁红明天的动力。

天普洛安临床研究过程当中的突发事件远远不止这一件。在长达10年的临床研究生涯中，丁红参与了包括天普洛安和凯力康（尤瑞克林）两个新药的开发工作，其间感受到的变化可谓巨大。

自费派人参加GCP培训

上世纪80～90年代的国内制药行业，无论从政策层面到社会舆论，还是从研究基地到专家学者，对于新药临床研究的认识仍十分陌生，热衷于短平快仿制药报批的国内制药企业，并不重视临床研究。对于那些凤毛麟角想搞创新药的民营企业，开发新药就像宇宙飞船怎样才能到达月球这个问题一样，他们没人知道。

“那会儿批临床试验跟现在不一样，直接就把单位批在批件上了，指定哪几家基地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进行药品临床药理基地建设，在基地认证过程中十分看重医疗技术实力。天普洛安批给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做牵头单位，该院推选胡伏莲做组长。消化领域的泰斗——北京大医第三医院的林三仁教授也参加了这项研究。

天普洛安是一种来源于人体内的生物药物，其药代动力学试验必须通过同位素标记才能跟踪分析药物在人体内的吸收代谢与消除。然而，将放射性元素注入健康人体内将涉及伦理问题，加上该品本身来自于人体内，药代动力学研究也显得并不迫切。此外，它的第一个上市国家日本的上市前研究也并未在本国人中进行同类研究，而选择在一些专业从事药物临床研究的人中完成，并发表了相关结果。由此，研究人员最终向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免除该药的Ⅰ期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并最终获得批准。

北京的两个基地，丁红天天盯着，牵头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也派专人经常到北医三院去沟通。遇到一些情况，特别是不良事件，觉得推行不下去的时候，大家都会坐下来讨论怎么解决。 “虽然是一个二类新药，但专家们觉得一家民营企业能做出这样的研究，还是挺钦佩的。”相对而言，那个时候大多数国内药企在做研究时，派出的临床监查员同医药代表差不多，多数是放下药品和钱就走，功利色彩较浓。而天普从创建之时就设立了医学部，十分注重对医学人员的培养。丁红回忆说，当时全国5家基地，每家只有一个名额参加GCP培训，为了系统地了解GCP，顺利完成他们的项目以及更长远的发展，所有单位都自费派出了3～5人，包括研究护士在内，去参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举办的培训。

“那时候国内创新的东西太少了，国家在这一块认识也不足，很多都是照搬西方的东西直接过来。一开始大家只是按照法规字面上的要求去做。”丁红举例说，从技术角度来说，天普洛安的临床研究还存在巨大的提高空间，如入组病人的筛选问题，特别是从今天回顾评价来看，这次临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双盲。而到了2000年4月开发一类新药凯利康治疗急性脑梗死的时候，已有了严密的试验设计方案，采取了临床设计中最为严格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方法。

练兵与成长

“从1985年接触临床试验，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GCP的认识和实施已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练兵，我们成长，主要是伴随着仿制药的成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并不讳言地指出，我国的新药研发队伍，特别是临床研究队伍，在面对一个创新药时，其理解研究方案、实施研究方案，并最终评价试验结果的能力，还亟待提高。“可能这一点也是国际多中心研究尽快到中国来的必要性之一，会对整体研发水平有所推动。”该负责人说。

陈声鹏是广州一家CRO公司的总经理，也有近10年的临床研究工作经历，现主要从事为制药企业提供包括试验方案设计、操作等服务的工作，订单基本上是国内药企的多。“如果企业投入100万元做100或200例的试验，我可以拿下来，但如果对方愿意投资1个亿来做一个创新药的临床研究，该如何设计不同组合的方案，考察各个环节并掌控流程，我心里就没有数了。”

对于创新药的开发，陈声鹏的感受是，从I期临床开始已经给了国人不小的挑战。无论是耐受性研究起始剂量的探索，还是爬坡试验设计，或是剂量的递增与终止以及给药的间歇，目前国内的研究者和企业都缺乏经验。所以，当面对一个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专家们会顺理成章地对企业说，你把国外的研究资料拿来看看，企业也常常因此陷入尴尬。

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陆志城教授目前在基地办公室和伦理委员会负责该院的临床研究协调工作。他告诉记者，自2005年广医二院获得临床研究基地资格认证以来，接触到的国内带有创新色彩的药物临床研究越来越多。他也提到，一类新药I期临床试验的开展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必须由有经验的临床药理研究人员和医生根据临床前药理研究结果进行周密的试验设计和观察并在有必要的设备条件下进行这一期试验。对比国内新药的研究，陆志城认为，外企的医学人才和统计学人才的实力特别强大，整个开发过程也更加规范。

从新药审评技术层面上来看，国家对于创新的鼓励力度在逐年加大。“再累我们也愿意审评新药，尤其是国内自主研制的，审评人员会从技术层面上给予尽可能多的支持。”上述那位药审人员说。

好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都有机会接触到创新的东西，包括国际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不断借鉴经验的研究者反过头来也会指导和规范国内药企的临床研究行为。专家认为，跨国公司在操作全球性试验有着不可比拟的经验，国内的研究人员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拿国际标准来切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将其新药临床试验转移到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同步展开，中国的临床资源，如临床研究基地、病人等一方面尚未很好地得到利用，另一方面由于各家制药外企的竞争，现有的临床资源也在变得稀缺。这一点，丁红和陈声鹏感同身受。

来自SFDA的数据表明，SFDA已经对270多家开展临床试验的医院和科室进行了现场检查，有158家已经获得了资格证书，100多家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据丁红介绍，基地数量有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选择专业的科室才能承担研究，这是目前许多临床研究难以推进的较大原因。根据药物临床试验若干规定，一家研究机构不能同时承担两个申办者相同品种的临床试验。“全球有很多药物都想到中国抢占份额，首先第一步，以临床研究的方式来推进，因此，一定会引发资源的抢占。”另一点，丁红认为，国外企业的资金实力雄厚，在选择病例给予的补偿上比国内企业的手笔大得多，这才是对国内企业冲击最大的地方。“虽然跨国企业在中国开展临床研究的费用相对其在欧美国家已经降低很多，但对于国内企业来说，仍难以望其项背。”

换一个角度来看，陈声鹏说：“如果国外的标准确实有价值，成为行业的标准，说的残酷一点，就拿这个标准来切。实力还不够强大的企业可以做一些前期的新药合成，当拿到临床试验批件以后可以把成果出售或者转让，也不是坏事，事实上也有很多国内企业这么做。”

陆志城认为，愿意在临床研究投入的国内制药企业越来越多，而临床研究者则更看重那些能够满足尚未满足的医疗需求、更有效、更安全、符合药物经济学规律的药物的研究。目前国内已经具备一批有实力和创新的制药企业，其中包括拥有数个独家品种的广东天普。“希望国家能够在各个环节，特别是在市场环节，对致力于自主研发的国内企业给予支持，拥有了新药还要有相关的扶持政策才能卖得动，从而有相应的回报让企业投入下一轮的研究。”丁红坦陈，对于凯力康这个产品，从药理药效来说，进入国际市场他们充满信心，“待到资金实力足够强大的那一天，我们的国产品种会向全球性的临床研究发起挑战。”

（20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