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美国FDA仿制药品注册司副司长 余煊强

记者：毛冬蕾

问：与美国从原研药到仿制药的发展历程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以化学仿制药为主再到创新的道路。对于仿制药，美国FDA是如何定义的？

余煊强：仿制药是原研药的一个复制品，要求在剂型、安全性、浓度、给药途经、质量、疗效和适应证都一样。仿制药应可以和原研药相互代替。Hatch-Waxman法案的科学前提就是药学等同和生物等效的药品具有等同的疗效，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替代。

美国FDA对仿制药的监管和鼓励，大大推动了公众对仿制药的认可。然而，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颇有争议，这是医务人员、制药界、患者及政府官员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这种争论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尤为强烈。对仿制药审批过程的细节缺乏了解，以及对于支持该审批过程的科学严密性认识不足，常常是这些争论产生的诱因。

问：应该如何看待仿制与原研的逻辑关系，以此更好地促进中国仿制药的研发能力？

余煊强：没有原研药就没有仿制药，世界上很多制药公司都是从仿制药起家的。有了一定的市场积累，再投入创新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要看各个公司对自身的定位。对于新药和仿制药评估的方法，FDA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只是在仿制药的申报过程中，利用生物等效性试验就可将药物研发环节中最耗时和花费最大的临床验证环节省略，仿制药的成本得以降低。

问：FDA近年来大力倡导的质量源于设计（QbD）其核心内容是什么？

余煊强：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大家不是到必胜客去品尝比萨饼测试其质量。相反，质量是根植于配方设计中，根植于设计和制作比萨饼中，存在于比萨饼被品尝前。药物开发也如此。

质量应该被设计在过程中——在配方、制造工艺等——在人们服药之前。质量不能被测试，原因在于即便在一个批次的药物测试中，不是每一片药都能被检测到。更何况，药物先开发、后测试所产生的成本相当昂贵。

QbD是一个系统的药物开发方法。它强调要制定目标，并在可靠的科学和质量风险的管理基础上，对产品和工艺具有良好的理解和控制。这就意味着在药品开发中要合理地设计开发产品和生产工艺，这样才能确保预定药品的质量。QbD确定了与疗效息息相关的重要的产品属性，理清哪些是关键工艺参数，建立生产工艺（包括原料药属性、辅料属性和工艺参数）和产品性能之间的关系，并确认其中可能变化的因素。这些知识将用于建立牢靠的生产工艺持续生产质量一致的产品。

问：作为QbD理念的发起者、倡导者和执行者，您在业界推广这一理念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什么？

余煊强：QbD的理念早在我加入FDA之前就开始酝酿。直到2002年正式倡议，这当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和准备过程。最大的挑战在于对QbD概念的认知和理解程度。因为QbD将对整个制药工业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从研发到生产，是一次对整体制药环节和流程的革命性梳理和改造，当中涉及到各个学科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他们的背景不一样，关注焦点不一样，观念不一样，甚至做事方式都不一样，都需要重整再造，这是一个相当漫长和艰辛的过程，无疑对监管机构、工业界和学术界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变革。FDA在内部要达成共识，外部要影响欧盟、日本的监管机构。整个过程需要精心部署和全盘计划，以及坚定的信念，只有你相信这个事情，有一群人来推动，方能前行。

问：QbD对于中国的仿制药厂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余煊强：根据我的观察和接触，中国的仿制药企业正在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美国市场的仿制药厂规模都很大，对比起国际仿制药巨头，如梯瓦，国内药厂的规模还不是一个等级，中国企业相对较小。一个很大的感触是，国内厂家在硬件上基本能与国际匹配，有先进的设备，但企业和质量部门的人员需要增加并提高素质。特别是关键人员的素质，如学历，专业，管理经验都有待提升。

中国制药业整体科学和资金基础都相对薄弱，药厂更依赖于政府药品审评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导向。如何有效地将QbD的理念应用于仿制药的研发、生产、审评和监管，不但对提高仿制药的质量，而且对创新药在中国的发展，都有其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相信随着中国API和仿制药制造商进入全球市场以及中国产业界大力推进创新和全球同步开发，中国的制药企业将会毫无疑问地从实施QbD概念和基于科学风险的药物开发生产中受益。

问：面对全球化挑战,各国药监药审部门的合作交流日益紧密。从您近年回国开展学术交流的经历来看，您对于中国监管工作感受最深的什么？

余煊强：SFDA与美国FDA的一个主要差别是药物审批的权威性。在美国，新药在处一级审批，仿制药在司一级审批（处呈递报告给司，司呈递报告给药审中心，中心呈递报告给局长）。在中国，新药由局领导批准。另外一个主要差别是药品的审批流程。在美国，申请提交给部门或办公室。每个学科，例如化学、毒理学、临床药理学、统计学和治疗，均作独立评价。如有需要，由稽查部门检查制造设施，然后由适应症处或仿制药品注册司批准或否决申请。

中国药监部门近年来在提高药品质量管理和鼓励创新上做了很多工作，理念和监管手段也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作为政府监管部门，每当出台一个新的改革举措，要想有影响力，需要从科学和政策两个层面来推行，必须从科学上证明你的政策站得住脚。

此外，中美两国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也大大提高。我相信这些交流将提供一个宽广的平台，促进中美两国政府、学术界和业界组织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华文化，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的健康事业。

问：您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未来FDA在仿制药审评政策上将有什么调整？

余煊强：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继续在业界推行QbD，已有不少原研大药厂就QbD实施与FDA开展合作，进而要影响欧洲、日本的监管机构。制药过程是一个长期过程，目前有关QbD的实践往往以原研药为主，仿制药厂正在行动起来。

未来FDA在生物等效性评审方面将有一些变化，对于原料药的审批步骤我们也将做一些改进。这是因为进口美国的原料药各个国家的质量相差较大，大大影响了FDA的评审时间。原料药的审评要运用“以问题为导向的审评模式” （QBR），但这个实施起来并不容易，将涉及到新药研发，预计要花3-5年的时间。我想强调的一点是，FDA审评程序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将不断发展和完善。

问：您在1999年加入FDA，39岁当上仿制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您从FDA学到了什么？

余煊强：作为一个公务员，每做一个决策，我首先考虑的是民众的利益，其次才是FDA组织的利益，而个人利益必须被抛诸脑后。这也是我做事一贯秉承的准则。怎样为民众？怎样为社会？怎样为组织？必须时刻牢记于心。此外，FDA的权威性建立在科学监管的基础上，完全以科学和事实来施政，而不受其他任何因素影响，这是让我感受很深的。

问：对于年轻的科学家和卓越的管理专家，您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余煊强：在我前行的路上，很多人出手相助，激励和引导我实现追求目标。一个人，心里首先要有一个目标，然后就是勤奋和坚持不懈。此外，我想强调家庭第一，我一直用这一原则来对待家庭和员工。每一个成功人士，都应该具备正直、勇气、美德、善良、诚实和忠诚这些优秀品质。他应该像“质量体系”一样行事——言其所言；言必行；证明自己、不断改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