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经常一起探讨社会上那些不公与令人困惑的现象，试图理解它们背后的原因。哥哥从国外归来，他总是能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发现我们国家中与众不同之处。

前几天，我去政府大楼办事，那栋楼矗立在东山口的繁华地段，高达29层。当我走进电梯时，发现里面坐着一位保安，他神情呆滞，仿佛被这个狭小的空间吞噬了活力。我好奇地问他为何坐在电梯里，他回答说这是他的工作，负责保障电梯的安全。这引起了我更深入的兴趣，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每天需要在这个狭小的电梯里坐12个小时，和另一位同事轮流值班。然而，在这个被监控的空间里，他不能看手机，甚至不能走出电梯一步。我禁不住问他，这样的工作究竟有何意义？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份工作呢？他无奈地摇摇头，说自己年纪大了，没有一技之长，家里种田也没有出路。

这让我深感悲哀，既为这栋大楼设立了如此不人道的工作岗位，也为他甘于现状、不愿改变命运的态度。我们的国家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尤其是在面对海外贸易封锁和西方敌对势力的不友好时，中国依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内循环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凭借着勤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世界屹立不倒。

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还有许多人像那位保安一样，像快递小哥一样，为了微薄的薪水而奔波劳碌，过着卑微的生活。我想起冯博士曾多次勉励我要多读书，提升对行业和世界的认知，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何时开始，都不为晚。

正如鲁迅先生曾希望唤醒那些沉睡的、被奴役的灵魂，让他们冲破牢笼；也如孔子曾告诉子贡，那个因背负老百姓过河而感动他的官员，应该去造桥，以改变更多人的现状。这让我想起我们领域改变行业的人，毕局长、自力、苏岭博士，黄如方等等，他们改变了制药行业和患者群体的认知、面貌，让世界了解中国生物医药。我也希望，通过我与那位保安的交谈，能激发他改变现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栋政府大楼，以及所有的大楼，都能摒弃这种无意义的工作岗位，更加尊重人性。

我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够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变得更加富强、民主、开放、自由，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平等和尊严。

哥哥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后，不幸肝中毒，黄疸出现，胆红素指标攀升，这一连串的反应很可能与药物引起的免疫相关肝炎有关。据统计，约有5%至10%的患者在使用此类药物后会出现这样的风险，其症状通常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上升，并可能伴随胆红素的同步增高。

然而，广医附属医院第五医院的石兴源医生（我曾报道他和他的团队）当得知我们转至临终关怀医院时，他并未轻言放弃，而是力劝我们迅速返回紧急救治，提议采取洗肝等措施，将胆红素水平降低。他那句“冬青还有机会”，流露出坚定的信念，更是医者仁心与责任担当的体现。

为了照顾哥哥，我挑选了一个高级保温杯，它既能保温汤水，又能稳当地装载饭菜，即便在路途中也能保证食物不洒不漏。我还为他准备了毛衣和暖水袋，希望这些小小的物品能为他带去一丝慰藉。如今，哥哥的全部行囊简化至极——一个杯子、一把牙刷、几件换洗衣物，以及胸口留下的针眼痕迹和手腕上的病人标识码。他曾经是那么辉煌啊，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诗人、摄影师、画家以及哲学家，他的生命曾如此绚烂多彩。

我发誓，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只要哥哥还有一线生机，我就绝不会轻言放弃，与疾病抗争到底。

这两天，我有幸赴大阪参加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CRO分会的活动，学习了日本临床试验行业、CRO行业及监管体系等方面的知识。与国内CRO专家及日本同行进行了交流，还顺利完成了相关稿件的撰写，收获颇丰。

回想起2017年，我第一次来到大阪参加由润东制药主办的日中制药与监管交流会议，那次经历激发了我对日本的兴趣。那时的日本对中国企业而言似乎还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而今，仅数年光景，中国企业在日本的发展已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在国内各大论坛热议出海日本的话题，更有如海和药业、复宏汉霖等中国企业成功在日本上市或开展临床试验，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显著进步。

大阪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纽带。在这里，更有幸重逢了多年挚友英淑，云龙。英淑的热情款待，包括带我去她家附近的温泉放松身心；云龙则带我品尝了当地美食。此外，植村老师虽因拜祭母亲返回大阪老家，但仍抽空与我在车站短暂见面，喝咖啡，聊半小时，这份来自朋友的关怀与温暖，让我倍感幸运与感激。

尽管我每次在日本体验到了许多美好的人情世故，但不可否认，每个文化都有需要注意的方面。基于我的观察，这里有一些客观事实值得分享：

第一，日本社会普遍对金钱持较为谨慎。在涉及出钱时，如请客或让利时，日本人会显得相对保守。这与他们长期形成的节俭习惯有关。相比之下，中国人在社交场合中更大方慷慨，为朋友两肋插刀。

第二，日本人在思考和表达上往往显得深刻和严谨。这既是一种优点，也可能在争论或冲突时让对话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与日本人交流时，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以充分理解他们的观点。

第三，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这不包括认识的所有在日的优秀朋友，而是我在购物、吃饭、与一些在当地的中国人表层交往）中，确实存在一些底层移民可能表现出低素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包括看不起同胞或对国家的不尊重。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应以此来泛化整个群体。我们都有责任提醒这些不良行为。

在亲爱的哥哥住院治疗期间，我非常关注他所使用的每一款药物，从恒瑞医药的伊立替康、拜耳的瑞格非尼到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甚至连他输注的营养液都来自海思科这样熟悉的品牌。这些药品名称与生产厂家，在平日里或许只是报道的一部分，但此刻却承载着家人健康与希望，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回想起以往采访中那些企业家们谈及做药的情怀，他们口中的每一个字句都饱含对患者康复的深切期盼和不懈努力。而今，当这些药物一点一滴地融入至自己的家人里，我深刻体会到了他们当时所表达的那种强烈使命感。

我为自己身处这样一个行业而感到自豪，更为那些致力于研发和生产高质量药品的做药人致以最高的敬意。

在日本的那一个月，我深感这个国家的独特魅力：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一尘不染的环境，以及东方与西方文明的融合，构成了一幅瑰丽的图景。归国后，我处理了一些个人事务——修补牙齿，安装了烤瓷牙，补充了抗抑郁药物和胃药，这些花费总计仅仅两千元多元，包括现金和医保报销部分，深感我们就医看病的便利和药价的亲民。

一个月没见，小成成带吃了多顿美味的中餐大餐，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紧接着，我在上海参加了我们研发客的年会和ChinaTrials16大会，期间与众多业内的老朋友、专家重逢，并主持了大会。随后，我又赶往南京，参与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论坛，与糖尿病领域的权威专家们深入交流。

在上海、南京的街头巷尾，以及繁忙的机场，我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这些经历让我感慨，我们的祖国是如此伟大，强大，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富足多彩。而我，能够跨越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与顶尖级的老师们交流学习，这是何等的幸运与荣耀啊！

在第二天的众多报告中，我很感兴趣的是由PMDA副理事长佐藤淳子主持的那一场。她聚焦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监管机构关于儿童用药开发的最新指导方针。佐藤淳子副理事长非常关心罕见病和儿童患者的用药问题，总是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倡导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这点与我国CDE的副主任杨志敏有着共同的追求。

会上，各国监管机构的代表分别介绍了本国每年批准儿童用药的情况。大家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比如药品的多样性不足、安全性考量，以及针对儿童的临床试验开展得不够充分。因此，讨论的重点在于如何更好地利用成人数据来推测儿童用药的效果，尽量减少直接对儿童进行试验可能带来的风险，确保他们能用上已经被证明是安全且有效的药物。同时，大家也一致认为，各国在监管方面的成果应该在这个领域得到相互认可和接受。我之后将我们编写的《罕见病药物临床试验小宝典》送给了她，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Dear Professor Junko,

This book introduces clinical trials concepts and procedures for Chinese rare disease patients, helping them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participation.

I know you ar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patient-centric approaches and supporting rare disease patients. I hope this book inspires you and encourages your ongoing contributions to this community.

With Love,

Donglei

中午时分，我有幸与泰格医药的闻增玉老师碰面，随后我们和高野老师一同前往附近的一家中餐馆享用了午餐，期望未来能够促进更多中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异乡能遇到熟悉的人总是让人感到格外开心。

饭后，我们简单地吃了几口便急忙赶往会场，早早地占据了前排的座位，满心期待地等待苏岭博士主持的中国临床研究医院专场开始。

他们分别是来自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教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沈一峰教授，以及上海复旦中山医院的黄丽红教授。

张文宏教授，这位抗疫英雄、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医生，展现出了非凡的大家风范。他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专业素养，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了首次带领中国研究者出席DIA年会的重要意义和目的。他介绍了中国研究者在临床试验领域所取得的实践成果与成就，剖析了未来在后疫情时代，感染病、结核病及肝病等多个领域的新药与疫苗研发趋势。同时，他还分享了国家传染病中心在研究型医院建设方面的思考，并表达了未来与日本医院加强合作的期望。

沈一峰教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地讲述了上海第600号医院名字的由来，并介绍了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治疗方面的新进展。特别是在上海疫情期间，病人数量激增，他坦言这一领域的病人仍面临一定程度的歧视。谈及临床试验，他表示作为领先医院，每年开展数百项试验，但精神疾病药物的试验难度较大，临床终点选择困难，且安慰剂效应显著。他期望未来能与产业界，尤其是日本的企业和医院，加强合作。目前，每年有14家日本企业在该院开展临床试验。

黄丽红教授是我早前通过陈峰教授结识的，她给我留下了专业、美丽、英语发音流畅的印象，总是面带微笑，自信而优雅。她详细阐述了中国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IIT）的现状，并表示IIT已成为中国医院积极发展的方向，包括她所在的医院。然而，她指出IIT和注册性试验在法规上的衔接、数据的相互适用，以及如何确保IIT的质量能像GCP一样经得起核查和检查，都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来自日本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的中村健一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癌症药物研究者。他提到，近年来，来自中国的项目逐渐增多。他介绍了日本IIT的法规体系，该体系与GCP有所区别，并强调了研究者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他还指出，由于研究者具有专业知识和独立见解，因此加强中日双方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苏岭博士的主持风格流畅自然，他逐一点评了各位嘉宾的亮点，并进行了提升和补充。尽管他在会后表示“对我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但他的表现却赢得了在场观众的赞誉。

另外，要点赞DIA日本总经理，他为了这个中国研究者的讨论，亲自在大热天来到上海，跑到华山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还有上海复旦中山医院反复讨论，非常郑重的确认了这个活动和内容。

为中国研究者点赞，为DIA点赞！

这场讨论非常精彩，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我和高野老师都积极举手发言。会后，大家纷纷与中国讲者进行交流。

散场时，我偶遇了PMDA的宇山加明老师。我们相识多年，简单而友好地拥抱后，我向他提出了专访的请求，就像之前采访淳子老师那样。他欣然同意，并询问“是现在就进行么？”

我稍作犹豫，告诉他不是这次会议期间。随后，我通过邮件向他表达了歉意，并解释由于他在PMDA地位显赫，拥有丰富的科学监管经验，我希望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恳请他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会全力以赴，制定完善的采访提纲，并努力提升我的语言能力。

这场讨论出人意料的吸引人注意，我和高野老师还积极举手发言，很多听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后跟中国讲者交流。

在离开会场的时候，我见到了PMDA的宇山加明老师，我们认识多年，匆匆友好而又有礼的拥抱了一下以后，我向他提出了希望专访他的请求，就像当时我采访淳子老师一样。他非常高兴，问是现在么？

我犹豫了一下，不是这次会议期间。之后，我跟他发邮件，非常抱歉的告诉他，因为他在PMDA的位高权重，有着丰富的科学监管经验，我希望能充分做好准备，请他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会用十倍的努力，完成采访提纲的制定和练就我的语言能力。

第二天的日本DIA年会在振奋人心的氛围下结束了，晚上我在会场旁边的麦当劳用餐，日本的麦当劳也非常好吃，尤其是面包，较为松软，服务员还给我很大一份的薯条，非常开心。

虽然这些只是只言片语，详细报道请见研发客和临床研究公益基金的报道，但是这些点滴的记忆是那么的美好。

在短暂而富有意义的上海、苏州和北京之旅后，我重返东京，参加了于国际展览馆举行的第21届日本DIA年会。此番归来，感觉好像回家一般温暖。

就在刚刚结束的北京DIA高峰论坛，那里热议着创新跨海的激昂话题，我来到东京，参与了这场融合古老与现代特色的第21届日本DIA年会，会上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触动了我的内心。

首先，本次大会的主题是由大会主席、CMIC公司的中村和男先生提出的，关于“Ikigai” （生きがい，后经植村老师指正，正确的日语写法应为“生き甲斐”）——即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深入探讨。

近年来，我们目睹了越来越多被世界各地所接受的日本词汇，“生き甲斐”（生活的意义/生存价值）数年前也被加入了这一行列。近期研究表明，那些在生活中拥有更高目标感的人，即那些认为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让生活变得值得的人，往往死亡风险更低，且预期健康寿命更长。

在日本文化中，“生き甲斐”被视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激励人们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人生价值。

因此，本次大会的核心议题聚焦于如何高效利用新兴的AI技术和先进科技，以加速新靶点的发现，精准定位适应症，从而更快地将新药送到患者手中。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中村和男先生谈论AI和ChatGPT时，他展示了一张图片：一位日本僧人静坐在日式房屋的榻榻米上，眼前是一片宁静祥和的花园，美得令人窒息。这恰似我经常在日本各地目睹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和谐场景。

广岛大学医院的深川惠美子教授也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位孝顺的女儿为了让父亲永葆青春，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寻找传说中的长生不老之花。这个故事与大会的理念不谋而合，也触动了我，以至于听完之后，想到我的哥哥，我不禁感动落泪。

随后，来自京都大学iPSC研究所的山中伸弥教授的助手——风度翩翩的户口田淳也教授，用长达1小时15分钟的时间详细介绍了该所在细胞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内容涵盖了从研究所的创立与发展，到关键性研究成果的突破，再到从实验室研究到动物实验，最终迈向人体试验的历程。这与我之前采访冈荣教授的经历颇为相似，他们同样采用了从自体细胞提取、培养、纯化到基因编辑等一系列先进技术，旨在促进人体内相关功能细胞的再生与修复，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然而，他持保守态度表示，细胞治疗并非适用于所有疾病，不像许多人所宣称的那样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此外，他认为从动物实验转化到人体应用的安全性和实际效果仍需进一步观察。同时，他也指出，生产工艺存在巨大挑战，因此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他与山中教授毕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却仍能保持如此保守和谨慎的态度，其严谨的科学精神令人钦佩。

另外，日本会议一个显著特点是，演讲者可以用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详细阐述他们的观点，这与国内常见的20分钟PPT快速总结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注重深入研究，这是他们的独特之处。然而，这种方式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们，因为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节奏。

在第一天的晚上，许平大哥特意安排了一场盛宴，邀请所有此次赴日参加会议的专家前往一家极为豪华的高档酒店共进晚餐，旨在为中国团队提供最周到的服务。这并非偶然之举，自2007年起，他与苏岭博士便组织中国专家参与日本DIA的交流活动，二十年来，他始终如一地承担着后勤保障与沟通桥梁的角色，为大家提供无私的支持。能与这些行业巨擘和前辈大咖并肩同行，我深感荣幸，并时刻提醒自己要不断进取，提升自我。

另外，这里再次温馨提醒大家，在日本的社交活动中，务必准备精致的名片，因为日本人通常不会通过扫描微信二维码或初次见面就添加LINE联系方式，除非彼此已经相当熟悉。所以，中国朋友们如果前来参加此类活动，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名片。

第一天的活动就在这样温馨而感人中结束了。今年的日本年会规模虽然不大，仅有700-800人参加，展商也只有10家，若与中国那些动辄上万人的大型会议相比，显然无法相提并论。然而，正是这样专业、精准、充满智慧且用心筹备的会议，往往能带来不同的收获和启迪。

还记得在澳门大学的时候，自力博士跟我说起了这些年为什么致力于推动中国药监和产业与世界友好交流和对话的初心。自力博士在完成了协和医科大学8年制的本硕博连读后，他远赴美国深造。随后，他在美国FDA及多家跨国企业担任要职。然而，历史的使命似乎总是不断落在他的肩上。在美国期间，他频繁往返于中国，推动中国药监局的国际化与现代化进程。“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但美国教会了我许多专业知识、科学理念和思维方式。因此，我对这两个国家都怀有深厚的感情。”

自中美关系紧张以来，他始终怀有一个愿景，那就是消除两国之间的误解，继续保持对话与交流，以维护和珍视来之不易的中美友谊，特别是在制药行业这一重要领域。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不断在各国药监之间往来，促进信息交流与合作，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并认同双方的价值与理念。

近年来，制药行业的创新趋势已从跨国公司逐渐转向本土企业。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国药物创新的新政策，这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制药企业“出海”的热情。然而，在当前地缘政治复杂的背景下，过度或片面地宣传“出海”概念，是否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误解与猜疑？此外，“出海”是否仅仅意味着在中美两国进行双报，然后简单地进军中东和东南亚市场？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国家存在着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企业又应如何制定全球研发注册和市场准入的战略？

针对这些深层次的思考，自力博士携手中国DIA，组织了一场高端且务实的国际分论坛。论坛上，四位分别来自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药品监管机构局长或分管副局长发表了精彩讲演。他们与多国专家一道，剖析了市场需求，探讨了市场准入机制，并分享了创新药研发的策略。这些交流与分享，旨在重新定义“出海”的全球内涵。

中国不应仅局限于传统上对出海表面的探讨，而应致力于建立信任、增进了解、并加强文化层面的沟通。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消除彼此间的猜疑与恐惧，让出海战略真正得以落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