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后，不幸肝中毒，黄疸出现，胆红素指标攀升，这一连串的反应很可能与药物引起的免疫相关肝炎有关。据统计，约有5%至10%的患者在使用此类药物后会出现这样的风险，其症状通常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的上升，并可能伴随胆红素的同步增高。

然而，广医附属医院第五医院的石兴源医生（我曾报道他和他的团队）当得知我们转至临终关怀医院时，他并未轻言放弃，而是力劝我们迅速返回紧急救治，提议采取洗肝等措施，将胆红素水平降低。他那句“冬青还有机会”，流露出坚定的信念，更是医者仁心与责任担当的体现。

为了照顾哥哥，我挑选了一个高级保温杯，它既能保温汤水，又能稳当地装载饭菜，即便在路途中也能保证食物不洒不漏。我还为他准备了毛衣和暖水袋，希望这些小小的物品能为他带去一丝慰藉。如今，哥哥的全部行囊简化至极——一个杯子、一把牙刷、几件换洗衣物，以及胸口留下的针眼痕迹和手腕上的病人标识码。他曾经是那么辉煌啊，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诗人、摄影师、画家以及哲学家，他的生命曾如此绚烂多彩。

我发誓，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只要哥哥还有一线生机，我就绝不会轻言放弃，与疾病抗争到底。

这两天，我有幸赴大阪参加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CRO分会的活动，学习了日本临床试验行业、CRO行业及监管体系等方面的知识。与国内CRO专家及日本同行进行了交流，还顺利完成了相关稿件的撰写，收获颇丰。

回想起2017年，我第一次来到大阪参加由润东制药主办的日中制药与监管交流会议，那次经历激发了我对日本的兴趣。那时的日本对中国企业而言似乎还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而今，仅数年光景，中国企业在日本的发展已有了很大进步，不仅在国内各大论坛热议出海日本的话题，更有如海和药业、复宏汉霖等中国企业成功在日本上市或开展临床试验，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显著进步。

大阪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纽带。在这里，更有幸重逢了多年挚友英淑，云龙。英淑的热情款待，包括带我去她家附近的温泉放松身心；云龙则带我品尝了当地美食。此外，植村老师虽因拜祭母亲返回大阪老家，但仍抽空与我在车站短暂见面，喝咖啡，聊半小时，这份来自朋友的关怀与温暖，让我倍感幸运与感激。

尽管我每次在日本体验到了许多美好的人情世故，但不可否认，每个文化都有需要注意的方面。基于我的观察，这里有一些客观事实值得分享：

第一，日本社会普遍对金钱持较为谨慎。在涉及出钱时，如请客或让利时，日本人会显得相对保守。这与他们长期形成的节俭习惯有关。相比之下，中国人在社交场合中更大方慷慨，为朋友两肋插刀。

第二，日本人在思考和表达上往往显得深刻和严谨。这既是一种优点，也可能在争论或冲突时让对话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在与日本人交流时，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以充分理解他们的观点。

第三，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这不包括认识的所有在日的优秀朋友，而是我在购物、吃饭、与一些在当地的中国人表层交往）中，确实存在一些底层移民可能表现出低素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包括看不起同胞或对国家的不尊重。然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行为并不代表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不应以此来泛化整个群体。我们都有责任提醒这些不良行为。

在亲爱的哥哥住院治疗期间，我非常关注他所使用的每一款药物，从恒瑞医药的伊立替康、拜耳的瑞格非尼到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甚至连他输注的营养液都来自海思科这样熟悉的品牌。这些药品名称与生产厂家，在平日里或许只是报道的一部分，但此刻却承载着家人健康与希望，让我感到非常亲切。

回想起以往采访中那些企业家们谈及做药的情怀，他们口中的每一个字句都饱含对患者康复的深切期盼和不懈努力。而今，当这些药物一点一滴地融入至自己的家人里，我深刻体会到了他们当时所表达的那种强烈使命感。

我为自己身处这样一个行业而感到自豪，更为那些致力于研发和生产高质量药品的做药人致以最高的敬意。

在日本的那一个月，我深感这个国家的独特魅力：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一尘不染的环境，以及东方与西方文明的融合，构成了一幅瑰丽的图景。归国后，我处理了一些个人事务——修补牙齿，安装了烤瓷牙，补充了抗抑郁药物和胃药，这些花费总计仅仅两千元多元，包括现金和医保报销部分，深感我们就医看病的便利和药价的亲民。

一个月没见，小成成带吃了多顿美味的中餐大餐，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紧接着，我在上海参加了我们研发客的年会和ChinaTrials16大会，期间与众多业内的老朋友、专家重逢，并主持了大会。随后，我又赶往南京，参与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论坛，与糖尿病领域的权威专家们深入交流。

在上海、南京的街头巷尾，以及繁忙的机场，我看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这些经历让我感慨，我们的祖国是如此伟大，强大，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富足多彩。而我，能够跨越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与顶尖级的老师们交流学习，这是何等的幸运与荣耀啊！

过去两周，我和清月在东京北赤羽的居所深入体验了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感受到了他们和谐、有序且友善的氛围。这些美好的品质深入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点滴和人际交往之中。

在最后一周，我有幸参加了日本药物信息协会（DIA）一年一度的药品临床试验与药物监管法规盛会，从中学习了日本社会高层管理与运营的深邃思想和智慧。

自2017年起，在植村老师的引荐下，我已成为日本DIA年会的常客。除了疫情期间无法亲临，我每年都会前往东京台场的东京国际会展中心（Tokyo BIG SIGHT），参与这场为期三天的行业盛宴。

日本的会议，如同其国度的其他事物一样，展现出精致、小巧、专注与专业的特点。参会人数虽不足千人，赞助商也仅十家左右，但会议内容却异常丰富且深入。除了探讨宏观的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趋势，更多聚焦于药物研发、临床试验技术、实际操作及运营等具体而微的议题。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DIA会议的国际化特色也十分鲜明，汇聚了来自美国、中国、欧洲等地的药监机构和行业专家。我特意参加了中国药监专场和日本PMDA专场。

中国药监专场在去年首次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再次亮相日本，这得益于DIA中国分会和业内同仁的共同努力。此次专场由闫小军女士、苏岭博士等带领，国家食药监局国际合作交流中心、药品审评中心、国家药监局核查检验中心的相关领导也悉数出席。
专场回顾了过去一年中国药监领域的改革与行业发展变化，苏岭博士更是详细梳理了CDE（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的多项重要举措，包括最近为响应国家《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实施方案》而缩短IND（新药临床研究申请）审评工作日从60天至30天的新政策。这一变革为CDE、临床研究机构及整个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安斯泰来中国研发总裁王娜女士则分享了作为外资药企，特别是日本制药企业在华开展同步临床开发的经验与感悟。她提到，CDE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接受境外早期临床数据、鼓励同步临床研究以及在重大疾病领域药物的临床豁免等，都极大地吸引了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早期临床试验。

每次参与中国药监局的专场活动，我都深感自豪。我们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正逐步与国际接轨。

这场日本PMDA专场紧接着之前的活动，真的是日本DIA的一大亮点。它特别的地方在于，邀请了PMDA新药审批各个环节——从临床前到上市后研究，再到稽查核查——的负责人，大约有八位，齐聚一堂。整个讨论持续两个小时，没有PPT，没有演讲，就是纯粹的问答交流。虽然我听不懂日语，但从他们轻松愉快的交谈中，能看出每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行家，氛围既专业又不失轻松，宇山佳明老师还分享了他家的狗狗“花儿”的故事，特别温馨。

这里的同事间、官员与业界间，都有着深厚的信任和默契。互动环节特别顺畅，大家围绕DMF格式、临床试验文件提交要求等细节问题积极提问和回答。官员们的回答直接、坦诚，其中一个新药审评部门的官员更是观点独到，让人印象深刻。

我本来准备了个问题，想问PMDA怎么看待越来越多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在日本做临床试验并成功上市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中国数据和审评结果的看法。但看着会场里大多是日本听众，我自己又因为不懂日语有点紧张，特别是看到那些穿西装的官员和参会者，感觉有点像电影里的日本黑帮场景，心里更没底了。

不过，我还是鼓励自己，作为记者，提问是我的职责。于是，我坚持到了最后，鼓起勇气举手发言。但站起来走向话筒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太中国视角了？他们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吗？我应该换个角度，提个他们也可能感兴趣的问题。

于是，我灵机一动，改了问题：“抱歉，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日语还在学习中，不过今天的AI翻译真的很棒。既然AI在药物研发到临床试验的全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FDA也在积极拥抱AI技术，包括去年5月出台与AI在临床试验运用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以及就在近期，FDA成立了AI审评顾问小组。提倡将AI技术融入到药物审评当中，以提高审评效率和质量。我想知道PMDA在这方面有什么考虑或布局？你们怎么看AI给工业和审评界带来的变化、机会和挑战？”

没想到，这个问题一下子引起了台上所有官员的兴趣，他们纷纷回答。会议结束后，PMDA国际部部长还特意下来跟我握手，说我的问题提得好，他们确实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也跟他介绍了中国在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和AI应用方面的新进展。这时候，我才趁机给PMDA其他新药审评部门的官员递名片，私下问了问中国生物技术公司进入日本市场需要注意什么。他们了解了我的背景后，都很乐意分享信息。

这次经历让我学到，无论在哪里，都要入乡随俗，从别人的角度出发提问，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认同和回应。

美好的DIA年会随着PMDA专场的结束落下帷幕。离别之际，东京的天空飘起了细雨，为我的日本之旅平添了几分不舍与留恋。
在回国前一天，我前往了东京市中心的上野公园，这里不仅是东京的都市绿洲，也是文化与历史的交汇点。上野公园占地面积约53万平方米。公园内，博物馆、美术馆星罗棋布，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上野动物园、东京都美术馆等，都是探索日本历史、艺术与自然的不二之选。而那壮观的喷水池，在夜晚灯光的映衬下，更添了几分灵动。

这座宏大的公园，不仅展现了日本对于空间利用的精明与节制，更体现了日本民族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他们不会盲目扩张，而是将资源集中在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正如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财哲学——把钱花在刀刃上，专注于那些真正值得投入的事物。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公园的建设上，更渗透于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11月1日在羽田机场的候机厅，我心中说：“再见，东京！我很快会回来的。”

最后，我希望能在各位老师、好友的帮助和指导下，继续我的日本研究之旅，为促进中日两国生物医药交流与合作贡献力量。让我们期待，未来中日之间的友谊之花绽放。

回到广州之后，我有幸协助日本商会中国医药品部会（JPCG），组织了来自十几家日本公司的23名代表访问广州大湾区。这次访问包括了对广东省药监局的参观，以及对多家具备港澳药械协通资格的医院、广州开发区生物岛和百济神州生物岛创新中心的实地考察。所到之处，我们都受到了相关单位的热烈欢迎和周到接待。

我要特别感谢研发客的同事，以及业内各位老师的鼓励与支持。

窗外，苏州的美景像一幅展开的画，而我坐在这，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主持赛默飞公司这个国际CDMO公司的活动。虽然工作很多，时间也紧，但我还是会想起在苏州的那些好朋友。

想念就像小溪里的水，慢慢流着，带我回到诚品书店那个安静的下午，和黄药师聊些有深度的话题，听延昭兄慷慨地说着他的想法，被晓东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还有陈菲总那么能干、决断，以及和宜联生物还有中日创新中心的同事们一起努力的日子。这些回忆，就像苏州园林里的那些特别的石头和树，都很宝贵。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聚到一起，聊聊各自的进步。

想起两周前，我在上海拜访了张剑教授、谭凌实博士，见到老朋友真高兴，而且还能再写写他们的故事。叶小平博士和曹进老师组织了大咖一起参加了第二期“叶问茶话会”。叶博真是个热情的人，他不但给我们提供了个交流的地方，还特意找了个新场地，装修得漂漂亮亮的，就是为了让明年的活动更好，能吸引更多朋友。他这么用心，我真的觉得很感激，也很光荣能参与其中。

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帮过我的同事和朋友们。虽然最近忙，没怎么联系，但你们一直在我心里。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再见面，一起聊聊和唱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