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药经理人的谭勇和赖强是我多年前在《医药经济报》时的同事，谭勇在前任南方所所长林建宁、陶剑虹所长和报社高层，曾与他的团队（当然包括我）创造了经济报最辉煌的荣光时刻，真正把新闻理念带到了一家传统的专业纸媒当中。

离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以后，他创立了中国最有影响力之一的经理人，继续追寻新闻理想，追踪最热点和最快速的生物医药行业大事。他本人写撰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文章。

这么多年，我和他还有赖强一直保持非常真挚的友谊，每次到北京都会跟他们聊聊天。2月的北京，依然寒风凛冽，不过，我和谭、赖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用谭勇极富诗意的话来说，“老朋友坐在一起，就是感觉世界没有改变，或者说世界的改变就我们几个说了算，就是确定，踏实，温暖。”

我们认真的聊了下面的话题。主要几个核心点：在出稿时候，如何又快又好又有洞见？如何能成体系的关注一种趋势，一个领域，写出系列感？未来记者是否能被Chat GPT取代，我们必须深度思考和积累。

1.2015年药监改革以后，涌现出众多创新企业。在生物医药创新生态逐渐完善、火热的情况，与此同时，行业内也有很多专业媒体出现。这些媒体发挥了什么作用，个有什么特点？

2.在新药研发过程中，常常强调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当今行业宣传和选题中，哪些是行业的阅读需求，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3.应该如何进行差异化的定位和竞争？媒体之间的生态系统似乎非常缺失，如何构建？

4.为了做一个好的策划，好的文章，一个记者、编辑应该从选题立项、资料收集、撰写提纲、独立采访、撰写文章的过程中分别需要注意什么？您能否举出一个例子？

5.在生物医药领域，往往会遇到大量的医学、药学、科学、政策法规术语，如何学习和领悟这些知识点，并且与您的专家有平等的对话，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立场？如果要有自己的观察判断和洞见，记者需要做什么？您如何进行深度思考？我的整体问题是，要当好一个好的医药行业记者，需要有哪些素质和信仰？

6.那么，编辑/总编发挥的作用又有哪些？对于作为一个主编，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7．您如何看待当下视频直播、AI写作等新技术对媒体人的带来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和利用好这些新工具？

8. 您平日还读哪些微信公众号，哪些书？为什么？

9.我们最后来看看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您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您认为，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发展到今天，有哪些挑战？如何破解？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哪些？

10. 请您对我们的读者（行业）说一句寄语！

新闻不死，理想不灭。

近年来，中日睦邻非常友好和互惠共赢。

拿我个人来说，最好的朋友、同事、友人里也有日本朋友。他们教会我勤奋学习、认真做事、深刻思考、小心严谨，讲规矩、有秩序、不计较、兢兢业业忠诚于你所热爱的事业。

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财富。如果中国制药企业抱着这种心态去日本，可能就不会感到太失落。因为你可能并不能赚得盆满钵满，但所有付出都有所得，虽然这些回报不完全都能用利益、市场来对等。

这些天，我跟DIA中国的老师，苏岭博士、彤炎博士、润姗、尔宁还有高野老师、许平大哥、植村博士、唐嫣主任以志愿者的身份，一起讨论在今年DIA上历史性第一次举办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如何出海日本的workshop（由于还在讨论中，具体的内容和议程我不能写太多），期间所有专家全情投入，忘我工作，希望能为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展现一幅绝美、精准、日本出海全景图。

正如我之前班门弄斧写过一些文章，日本是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最早的ICH发起国之一，与欧美同步，而且与中国一衣带水，人种差异小，确实值得尝试将自己创新药带到日本申报或转让。但由于日本市场独特，要求严，细节多，流程长，决策慢，往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实际收效甚微。日本就是这样的感觉。不过，如果有一件事能让你全情投入，收获学习，享受这一过程足以。

中国Biotech企业，你要不要去日本呢？你觉得什么是最珍贵、你最看重的价值呢？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

前两天，我在疫情放开以后第一次来到苏州。期间遇到一些来自Biobay, 创新药企业的朋友。

每次来苏州，我都会到中日新材料和医药创新交流中心走走，继续谈谈中日医药合作的话题。很快，5月的DIA中国年会上将推出历史上由DIA中国，医药研发达人、中日新材料和医药创新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首次关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出海日本的话题研讨。

我们讨论的背景是除了美国，中国还会选择哪些国家出海？为什么日本作为第三大医药市场（曾经的第二大），一个高度发达先进、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而且法规科学标准跟美国一样（而且是最早的ICH发起的国家之一）没有中国企业愿意过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想要过去，有哪些路径和方法？我们的高野老师和植村老师会在论坛上，与苏岭博士和国内有过出海日本经验，或者有想法但仍在观望学习，或无处可寻的企业进行探讨甚至是手把手的指导。

写到这里，感觉自己又和业内至高的专家创造和见证了历史，荣幸之至。

期间我们还邀请了达人的翻译专家、东方伊诺苏州医疗科技董方老师交流，他从事的是IVD领域，有丰富的创业经历。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工作生活了二十年。他跟我聊到很多日本的语言，文化，人情世故，让我获益匪浅，知道原来他们是这样思考问题和做事的。尤其是他说的那种所有苦水往自己肚里倒，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不要有一句的抱怨的隐忍和乐观精神让我非常敬佩。「让我想起一休里面那句歌词——くじけませんよ，男の子です（永远不能沮丧哦，因为我是男子汉）」。

他曾经两次卖掉和抵押自己的房子，就连自己的太太都不知道，来支付公司运营，几次濒临破产的悬崖边缘，最后逢凶化吉得到贵人相助。跟董老师交流，感觉他很像日本人，他总会保持一种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责任在自己的羞耻感（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好在多年磨一剑，他的过敏原检测的产品终于成功上市了，目前正广泛在县级医院打开市场，未来也想跟日本合作。

此外，还遇到了我的闺蜜老胡同学，我们在罕见病大会遇见，一见如故，她对我关爱备至，整天给我出各种主意。；）还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约稿，现为医学界的创始人陈奇锐先生，他到现在还喊我毛毛。

如今，医学界已发展成国内最大的为医生提供优质医学内容，实用医学工具，同行交流与职业成长，助力医生临床决策和成长；为创新药循证医学信息传播、创新医生教育和数字化营销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及助力基层医院学科建设的数字化平台。最震撼是其旗下高质量的运营了50多个微信公众号，拥有雄厚的临床医生资源，为临床医生的职业成长搭建了一座桥梁。

我会在研发客上写写这次的见闻。最让我感动的是，每一位老师都给我耐心讲解与接待，把我当成家人那样的情意绵绵，对我恩重如山。

在最后一天，项安波老师和董老师送我到机场，聊了很多做人和人生的感悟，居然还为此延误了飞机，他们千叮咛万叮嘱，给我送来大包小包的吃的，很像上世纪80年代那种家人送一位即将远行的孩子，依依不舍。

此景此境，让我留下了激动的热泪。感谢所有对我无微不至的人。

上次写了一下润东医药小姜总（姜海来广州的见闻），前两天也在广州见到他的父亲，润东医药的创始人姜世新总。

好久不见老姜总，他风采依旧，精神矍铄。依然积极与行业交流互动。今天来到广州生物岛与岛上的张欢总和中新科学知识城的黄伟坚主任交流，了解了生物岛的发展历程，大湾区为鼓励创新的政策人才和资金优势。黄主任高效务实的作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而姜总讲起自己创立润东从拿到第一个单子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到今天规模越来越大当中的甜酸苦辣。

他最感慨的是润东坚持质量和提供优质服务的工匠精神。同时不断为促进中日医药交流搭建桥梁的愿景。和老一辈企业家聊天听他们的谆谆教诲，总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也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大湾区建设的越来越好，润东的事业也蒸蒸日上。

前几天跟多位原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发中心的研发人员（已纷纷自主创业）以及陈智博士、保华博士、曾晨晖博士、陈椎博士、丁强博士、元武博士、Luna博士及几位业内好友吃饭，发觉他们都非常有才华，除了做药，琴棋书画，体育竞技，样样精通。

他们谈及张江往事，十分感慨。

弹指之间他们在张江奉献了青春，挥洒了热血，为中国的药物创新和早期研发奠定了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虽然因最后该中心关闭，革命尚未成功，但见他们纷纷创业有了新的事业和梦想，为他们感到高兴，也感谢张江这片沃土为许许多多像他们的研发人员，提供了像家一样的港湾和发展的天地。

昨晚参加了Mos组织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科学家与创业者发展计划的新一期讲座，讨论基因疗法技术与产业化发展趋势。Mos作为组织策划者召集了广州做细胞治疗和基因疗法技术与产业化发展趋势。

Mos是地道的广州人，个子小小的女生，毕业于中山大学微生物生物硕士、2019年从新加坡留学回来广州，此前在默克、百济神州等公司担任销售、市场、BD、战略等要职。

她最令我佩服的是她那种勤奋、积极、不遗余力的推动大湾区创新生态的热情。回国短短不到几年，她跑遍了广州、深圳的高校、生物制药企业、投资人、协会，在广州任何会议上，都会出现她的身影，她总在想如何振兴大湾区生物医药，快速追赶长三角地区。

她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现在在大湾区，讲到Mos无人不知，但凡大湾区有关生物医药的事儿，一定会有她的策划和参与。

真的是一个非常获益良多的周末。

话题转到下一个。周六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跟小成絮絮叨叨讲了一下Mos如何厉害，对比她我自己的差距种种，再一次后悔没有把握好人生，虚度了许多光阴。小成也反反复复跟我说了N遍，后悔是没有用的，一定要珍惜和把握当下。

回到自己，后悔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想起我跟植村老师说的，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我到目前为止只有30分，但我愿意怀着感恩之心向过去告别，用毕生的精力和努力，继续拼了命加油，争取及格。：）

今天要拜访广州博济的王廷春总。我记得2000年加入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个名字叫广州博济，那时候不太懂什么是CRO，不过却隐隐约约知道了临床研究这个领域。

广州博济创始人、董事长王廷春博士上世纪90年代南下广州，在暨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没想太多就留在了广州，于2002年创立了CRO博济医药，这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提供研发服务的公司。他曾经说，当时国外CRO刚进中国，国内CRO还处在起步阶段，而自己的医生背景对于做CRO具有天然优势。

从2002年至今已有19个年头，他见证了广东省乃至中国新药研发和CRO的发展历程。如今，除主要提供临床研究服务外，广州博济还可提供药学、药效学、药动学、毒理学、中美双报、技术成果转让、数据管理与统计、化药CDMO等全链条服务。

那么，寒冬下的CRO们怎么过冬呢？还有，觉得他非常热心大湾区的医药事业，所以要跟他请教一下如何合作把我们的生态建设的更好一些。这是我要去拜访的目的。希望都能顺利！

快速记录新年1月2-4日我在深圳的走访笔记（今年我要把所有出差，拜访的过程都简单记录下来）

1月3日 拜访坪山科技局

坪山生物深圳BioPark园区是继上海张江（跨国公司）产业园区1.0，苏州Biobay(本土创新生物技术公司)产业园区2.0以后，吸引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公司的产业园区3.0版本。深圳BioPark定位在小分子、大分子、细胞基因治疗、医疗器械等创新产品全生命链条。有广大的空间和强大的硬件实力，有一定的政策支持（但缺乏单独的创业基金支持）以及人才。未来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看大湾区，大湾区看深圳发展，深圳看坪山。坪山的黄局长和他的团队热情，专业，服务意识强，敢想敢拼，非常看好！

1月3日拜访信立泰

颜杰总谈了信立泰的整个转型创业的过程，从研发立项，人员人才、项目管理、资金投入等等方面讲述了这一艰难历程，还介绍了临床前，临床，法规注册，BD团队如何配合，在转型中遇到的种种挑战等。他谈到一致性评价、集采、医保谈判种种艰难时刻的时候，说当时留下难过眼泪，真的深感不易啊，传统药厂用自己的销售投入来投入研发，背负着过去仿制药的团队，不过，大型药厂实力强劲，吃苦耐劳，创新起来的实力不容小觑！

1月4日拜访深圳港大医院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临床研究中心的周文菁经理接待了我，非常年轻和认真专注，她介绍了深圳港大医院最初的合作过程，谈到大湾区的港澳药械通如何惠及患者和对比海南的不足之处。同时还介绍了颇具国际化特色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临床研究中心的发展定位，目前开展的工作和未来设想。他们如何在香港大学玛丽医学院更好的发展深圳的优势。他们的同事小魏老师带我转了一下I期临床病房，真的是非常热情啊！

还与信立泰的刘利平总，深圳亦诺微的周国瑛教授、徐建平老师和我们网站的IT团队见了一下，苏州宜联的薛彤彤博士也一起来学习交流，新年能见到这么多老朋友，真是太高兴了！

让我在2022年快结束的时候，把这篇文章写完。如果要问我2022年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东京之行。

顺便说一下，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动态清零政策本月结束，对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 后，今冬迎来了全国性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期。日本对中国入境人员的要求也随之提高，需72 小时PCR阴性的核酸证明，同时如果是阳性患者，需在酒店隔离7天。很多中国人称这个政策不友好，不过我想日本是保护自己国民健康和安全出发，并无可厚非。正如我们当时也需要境外人员不管是否感染，都需进行集中隔离一样。不过，日本倒是可以做得更加体面一些，比如在颁布该政策的同时表示同情、问候或一些援助（中国也不一定会接受），或许让人更为接受。

（一）

2022年日本DIA年会的PMDA Town Hall依然是阵容强大。包括新药、器械、疫苗审查和安全部门的官员纷纷坐镇PMDA Town Hall。不过那天我正好要去做核酸，所以完美错过了，要感谢安波老师帮我翻译听写。

来自日本厚生省和PMDA一一回答了来自工业界的种种问题。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新药临床开发的模式，也改变了PMDA的工作方式。据一位PMDA官员介绍，在疫情期间，他们采取了远程咨询，远程检查（inspection）,开展各种电话会议，线上培训。PMDA努力在保证新冠疫苗和新药审批能快速通过，送抵患者手中的同时，加大对新药、器械的审查。

现场包括辉瑞、默沙东等跨国公司的研发人员就新冠疫苗和药物在日本的审批进度以及是否能加快或减免日本人群的试验询问PMDA。PMDA的官员认为，需要一药一议，在紧急状态下，新冠药物和疫苗在日本被启动紧急审查，此时日本人群的数据可以适当减少。但是，在常规药物审查的情况下，日本人群尤其是安全性数据一定必不可少。不少企业说，虽然日本的新药审批正在加速，但还是存在与欧美国家新药上市有时间差的现象，跨国公司希望在日本能同步开展临床试验，递交注册申报资料。

为此，尽快与国际同步接轨也是PMDA的首要任务。在参加ICH国际事务中，有工作人员建议PMDA在翻译转化ICH各项通知、指南的时候，应该保证英语翻译的准确度和效率，PMDA也承诺将提高对ICH的理解度，精准的将其内涵用日本准确翻译给业界，特别是广大患者和家属。由此可见，PMDA时时刻刻心怀患者，当有听众问到以患者为中心PMDA的具体做法时候，PMDA官员高度肯定了患者从早期临床试验就参与讨论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双向的沟通交流，既要向患者宣传，培训新药研发知识，也要聆听患者的意见建议。”PMDA相关官员说。为此，PMDA计划设立专门的部门直接对接患者，同时还举办了各项培训，讲座，希望将走进患者和患者家庭，共同携手加速推进新药研发，满足临床需求。

日本DIA虽然没有中国DIA话题设置的那么多，但十分深度和专业，讨论问题细致深入，不会蜻蜓点水，且较为实用。倒是很少像国内那样谈论资本，行业，是否要做创新，first-in-class等等，日本DIA会议主要围绕患者与科学。整个会议氛围也是宁静的、肃穆的（顺便提一下，所有参会人员着装得体庄重，女生则高贵华丽）。没有人在会议期间到会场外交换名片，大声聊天，大多安安静静在科室里听课，提问，讨论，直到会议结束。

所有大咖专注的坐在会议室里，就像日本政府新冠病毒感染症对策小组会会长尾身茂、PMDA 局长藤原康弘、日本PMDA国际项目执行副主任中岛宣雅博士、PMDA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佐藤淳子、PMDA医学信息学和流行病学办公室主任宇山佳明博士等平易近人，你可以在会后随时交流、咨询问题。对想要来日本发展的中国企业，绝对是极好的机会去认识这些大咖。我也鼓起勇气，跟他们分别交流，他们十分友好。藤原康弘博士出身美国，在美国完成高等教育，是一名乳腺癌的临床大夫，抱着促进日本国民健康的使命感，他回到日本。不但审评新药，平日里还做临床试验，出任局长后提出了“亚洲第一”的理念，希望引领日本药监局继续在亚洲各国推动药监革新。我还跟佐藤淳子老师做了一个专访，听了她在PMDA工作20多年的心路历程。希望能很快写好带给大家。在会议期间安排了各种由CRO赞助的卫星会，只要你换一下名片，就能获得一份美味可口的便当，还能聆听到他们组织的与临床试验相关的专场。

这些年，我们的NMPA和CDE的越来越重视沟通交流，对外在中国DIA年会上NMPA Town Hall上也精彩纷呈。衷心祝愿业界和监管机构的互动越来越多。

（二）

最后讲一下可爱的达人的团队，今年很高兴第一次线下见到高野老师，植村老师，英淑老师，琳琳，我内心非常感激他们对我这一年的帮助和教诲。在聚会和卡拉OK的时候，高野老师展现出非常可爱的一面，就像日剧里的大男生，一改平日严肃正经的态度。这说明，日本人做事时，会玩命专注，玩乐时全情投入，做任何一件事都一丝不苟。

在聚会时，我还拿他私人的笔记本，仔细翻看。

高野老师的记录本绝对像一本艺术作品。他把平日所有与工作相关的会议、工作事项都记录的整整齐齐，滴水不漏。有一些用笔记录，有一些用剪刀把相关内容剪下来，贴在本子里。每一页，每一项，每一天还用不同的便签纸贴出来，加以区分。所有事情都溯源，分类，整理，记录。所以，无论你在什么时候问他某年某月发生了什么，谁在哪个场合说了什么话，他都如数家珍。最让人倾佩的是，这个习惯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而是长达30年！就连他的每一封邮件，写的都是整整齐齐，逻辑严密，像艺术品一样，更不用说他的文章的水平之高了！

你不得不佩服高野老师的执着精神，但即便像他这样认真、卓越的拼命三郎，用他的话来说，仅仅勉强在制药领域里存活下来（Survive）而不被淘汰。

植村老师则非常睿智，头脑清晰敏锐，看问题很有战略眼光，他对人永远抱持同情心，特别是对中国民众。他说起自己的父亲在上世纪初曾被日本一家化工厂派驻到中国东北工作。一天，为了保护自己的员工，当俄罗斯人想要来欺负工厂女员工时候，他父亲奋力反抗，被野蛮的俄罗斯人一枪击中喉咙。后来，他爸爸就像遇刺后的安倍晋三一样，顽强撑到回到日本才结束了生命。受父亲的影响，植村老师骨子里总有一份正义感和十足的勇气，就像那些日剧里很严厉但很慈爱的日本老头儿，也很有魅力。

英淑姐则是我和琳琳心中的女神，无论从外表打扮，还是工作的专业度和细致度，都完美无缺，是完美的象征，同时还有永不放弃的精神，无论多难的挑战，都愿意尝试，也常常给我最给力的帮助。

琳琳则非常可爱，虽然话不多，但总是一语中的，提出的问题很关键，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给我很多鼓励。

我常常想，如果中国制药企业想出海日本，面对会是像高野、植村这样高手如林的专家，自身一定要提高。因为，日本社会实际上竞争很大，事事要求完美，但你在跟他们合作的过程中，绝对会因他们的专业精神喜欢他们。这在我采访許平博士的文章中谈到日本企业做事风格和企业文化时详细谈到。这里再引用一下：

https://www.pharmadj.com/home/resources/article-details?id=1602138630184337410

更典型的中日差异，存在于企业文化。在许多中国企业印象中，日本企业保守、难以建立信任。“对于这一点，中国企业一定要有耐心，所有关系的建立都要慢慢积累。”许平说，日本保守的原因在于，其任何决策必须深思熟虑并有充分的调研和理由，并按计划进行。而一旦执行，日本企业会一丝不苟。同时，信赖是日本文化最基本底线，但凡日本企业与合作方建立了信任，他们都会长期互相信赖和依托，具有较高的忠诚度。

总而言之，我有一个中国团队，有一个日本团队给予的帮助和爱，是多么幸运啊！

这是我今年在日本短短几天的记录。希望中日世代友好，中日医药产业明年有更多实质性的合作，惠及两国的患者！